行共产主义的调节’”。据此，他推导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经济中私有制的残余，需要有步骤地加以消除。”他所指的“残余”，包括“资本家还在拿定息，农村中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私人副业产品中的一部分还可以在初级市场上出售”。

    吴敬琏的这篇论文充满了矛盾和黏合的痕迹，他试图在经典理论的叙述框架内消解所有的思想冲突和争论，他提出的这一“过渡理论”，为当时的执政者提供了“灵活”的理论武器。在这篇近两万字的论文中，吴敬琏展现了吴式研究的两大基本特点。第一是论述形式上的严密性，他先是提出问题，陈列不同的观点，接着提出己见，最后进行详尽的论证，他的论述具有强大的逻辑能力，能够娴熟地调动各种理论工具为己所用，他的文字并不华丽却充满了思想的灵光。第二是理论的融合性，他愿意为现实而不惜进行思想和立场上的妥协。晚年的吴敬琏回顾这篇早年旧作时说：“它不过是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的革命逻辑的‘学术性’阐释。”

    《经济研究》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发表，意味着一颗经济学新星的崛起，吴敬琏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他的这篇论文后来流传到国外，被日本的一些左翼理论家看成是中国学者在苏联政治经济理论陷入困境后进行的一次突破性的修订，是在某种原则上区别于苏式学说的代表作。吴敬琏因此受到前辈学者们的青睐和器重。

    在上海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要求，孙冶方和于光远分别组织班子，编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0年10月，孙冶方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教科书，他组织所内近40人开始在中央党校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1961年3月到5月，他又召集编写小组骨干成员在香山饭店研讨书稿，吴敬琏参加了这一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于光远也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政治经济学》，吴敬琏被同时征调。1961年，这本书的“资本主义部分”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写成了，并于当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被长期而广泛地使用。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写作班子在社会主义部分的创作都陷入了困境。于光远的写作组从1961年写到1964年，只写出一些“部件”，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体系。孙冶方的写作组苦战经年，反复研读了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致使它最终流产，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末，孙冶方出狱之后，再度组织吴敬琏等人攻关，在他去世之前竟然仍未完成。于光远的班子撰写资本主义部分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是进入社会主义部分后，却进展缓慢，几乎寸步难行。日后，吴敬琏回忆说：“我总感到编写组的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阎王殿’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最终，于光远的这个班子只写出来若干篇章，其中包括吴敬琏独立写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以及他与陈吉元等人合作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

    1963年初夏，33岁的吴敬琏、周南夫妇的第一个女儿吴晓莲出生了。当时，他们家的第三代全部住在北京南长街那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吴晓莲与四个表姐、表哥都归邓季惺统一管理，这位已经彻底靠边站的“右派分子”重新拾起当年在南京第一托儿所当所长的劲头，乐此不疲地干起了保姆总管的工作。

    风华正茂的吴敬琏在工作、生活上两厢得意，似乎正处在事业的上升阶段。可是命运总喜欢在最不经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