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出恶作剧。紧接着，一件让吴敬琏终生悔痛的事情发生了。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他还指出了陈伯达在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概念错误，例如把“商品流通量”说成是“商品供应量”，这自然引起后者的嫉恨。1963年年底，孙冶方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灾害的低谷中恢复起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日渐成型，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孙冶方领导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年，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20世纪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工作；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淡出领导层核心。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之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3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倡议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观点都聚焦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1964年的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们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

    批判孙冶方的序幕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拉开。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这时，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无锡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