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联队”（简称“联队”），另一派是“学部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两派之间你死我活，厮杀得难分难解。

    吴敬琏身处学部这个“文革”漩涡的中心，“意外”地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在造反浪潮刚刚席卷而起的时候，经济所所在的学部竟是暴风的发动地之一，学部“联队”的核心力量是由哲学所的人员组成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就出自哲学所。哲学所“联队”的领导成员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等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非常密切，学部因此成为“前线指挥所”，是一个号称“拐一个弯就是中央文革”的特殊地方。吴敬琏回忆说：“处在学部这样一个与‘中央文革’有特别关系的指挥中心。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在一次又一次打着漂亮的革命旗号的行动中，有一只居心叵测的黑手在操纵，它通过学部这个中转站，煽动、指挥学校和机关中一些不明真相或怀有个人野心的人充当打手，为他们火中取栗。”

    让吴敬琏们认清这一事实的重要事件，是1967年2月的“反二月逆流”事件。这一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和叶剑英等军队老帅强烈抨击“中央文革”的错误做法，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定性为“二月逆流”。接着，江青、康生等人就利用这种形势，试图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内“保守派”一举扳倒，于是，由学部“联队”出面，按照“打倒谭震林，炮轰陈毅、李先念，孤立周恩来”的策略，策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吴敬琏回忆当年的景象时说：“当时最使我反感的是所谓的‘反二月逆流’。学部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红卫兵对一些老领导人的冲击完全是按照上面的部署进行的。他们通过‘联队’与高校和政府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系，将这一部署变成‘群众提出的要求’，然后由上面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的正义要求’。例如，他们对谭震林的定调是‘打倒’，过两天真的打倒了，陈毅是‘炮轰’，真的被炮轰。这完全不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操纵和运动群众。当时，我们不敢怀疑江青，怀疑谁呢，怀疑‘中央文革’其余那些人，特别是康生。”于是，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1967年年初从“联队”分裂出来的“非联非总”的第三派群众组织：“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它的主要成员是经济所里的“中间分子”和学术骨干。

    “反二月逆流”后不久，学部和吴敬琏很快又卷入了一个更大、也更凶险的政治漩涡——“五·一六事件”。

    1967年5月初，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一些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的传单和大标语，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北京的群众对这一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大批部”的一些成员认为，“五·一六”可能与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有关系。吴敬琏还和经济所的赵人伟一起，躲在“大批部”的堡垒——东厂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里收集和整理材料，认为从思想脉络和提出的口号看，“五·一六”和学部“联队”的领导人是一丘之貉。

    到9月，在“文革”的“极左”力量“反周”和“揪军内一小撮”失败以后，毛泽东批示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这时虽然已经查明，贴这些传单和大标语的是北京钢铁学院一个人数很少的“极左”学生小组织。可是江青等人却借题发挥，把“五·一六”定义为“炮打‘三红’（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