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打击反对派，刻意将清算运动扩大化。

    1968年年初，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相继进驻经济所，宣布要抓这里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可笑而具有讽刺性的是，在那个理性紊乱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一开始，军宣队联合“总队”和“大批部”，把1967年后掌权一年多的“联队”骨干几乎全部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就将学部全体成员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吴敬琏回忆说：“他们要打倒谁，是一定能打倒的，而且有证据。比如，他们认定你填了加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表，怎么让你‘主动承认’呢？就把3张表摆在你面前，你指一张，如果指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打；接着再指一张，直到指中了他们认定的那一张。”

    眼看清查“五·一六”变成又一次打击异己、煽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吴敬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身心疲惫的他一度对现实十分悲观，索性丢下经济学专业，转身着迷于装晶体管收音机，一直装到8个管，甚至买了元器件打算自己动手装一台电视机出来。他每天拿着电烙铁，到吃饭时间也不停，周南只好给他喂干馒头，嘴张一下，馒头喂一口，常常噎着。这时，倒是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她劝吴敬琏停止这些手艺活儿。就在这时，1969年10月，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下达了准备打仗的“一号命令”。接着，学部军宣队宣布，学部全体工作人员不分老幼，整体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首先是在地方产生的。1968年春季之后，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该夺的权都夺完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很好的经验，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

    为了到“五七干校”，军宣队把学部改成军队的连、排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1969年11月16日，这两个连作为“先遣部队”，先赴息县做基本建设。文学所所属的“第五连战士”中有著名的文学大师俞平伯、钱钟书等人。钱夫人杨绛在《干校六记·记别》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景象，“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息县归属于河南省的信阳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国，信阳，是荒诞和悲剧的同名词。

    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正是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高调宣布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标题进行报道——这是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由此拉开了一场充满了虚假和灾难性后果的粮食高产竞赛。“大跃进”的狂热直接导致了其后三年的大饥荒。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3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