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城邦民主制度发展成为政治制度的起源之一。顾准对这一解释非常欣赏，认为颇有创见。吴敬琏对当时倡导的“崇法批儒”十分不以为然，他在研读了《荀子》、《韩非子》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后，看到了“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千年政治思想中的源远流长。

    在一个又一个黯淡而漫长的劳改队之夜，被专制的淤泥堵塞住的思想隧道一寸一寸地打通了，尽管距离找到答案的时刻还如此遥远，但是他们似乎已经摸索到了前行的方向。顾准曾经跟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吴敬琏则更是珍惜那段难忘的时光，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由于手头资料的极端缺乏，顾准和吴敬琏的研究看上去显得非常不“专业”，也因此，后世学界对他们的这次思想探索有着不同的评价。

    一些西方的华裔学者对此的学术价值表示怀疑，德国波鸿大学教授仲维光认为：“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指顾创作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

    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国内思想界则评价非常之高。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认为仲维光的评论是“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链’为标准，贬低国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他指出，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这是不容后人所任意“轻薄”的；而顾准所得的“知识”是“鼓面上的常识”，是“思想的常识”，它比经“学术训练”而写出来的“学术知识”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从经学济世的角度来看，朱论显然更为公允。而对于吴敬琏来说，与顾准的这段朝夕推研，无疑有着清明开窍般的意义。

    1971年9月13日，“文化大革命”中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境内。他的一批下属相继被捕。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在时隔22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长期尖锐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经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极左的江青、张春桥及王洪文等人只搞政治运动，完全不抓经济，于是，被打倒的中央领导干部们又被陆续召了回来。

    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突变，吴敬琏们的劳改队生涯也行将结束。到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整个学部从明港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