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是因为个性的倔强，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他的灵魂早已飞翔在思想的世界里。

    从息县到明港，他一直与顾准一起偷偷地苦思“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阅读每一本找得到的书籍。按当时的纪律，“五七干校”的“战士”除了《毛主席语录》和《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6本马列经典著作及其注释与解说外，严禁阅读任何图书，他们却对此置若罔闻。吴敬琏回忆说，他们有这样的“特权”，不是因为军宣队的“法外开恩”，而是顾准巧妙斗争的结果。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还是国民党年代为了纪念蒋介石寿辰所印的老版本，有一天他在翻阅时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被狠狠地训诫了一顿，参谋严肃地批判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当着很多人的面，顾准拿了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解说一书，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参谋当然答不上来，顾准乘机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军宣队的人领教了顾准的厉害，凡看到顾准在读书，就绕着走，以免彼此尴尬。跟在顾准旁边的吴敬琏也因此大沾其光，他们得以读到不少所谓的“禁书”。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他带着吴敬琏一起，由希腊的城邦制度溯源而下，进而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欧美经济变革史，试图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同时，他们也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在中西思想的对比中寻找异同。

    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顾准的思考力变得愈加尖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吴敬琏日后感慨道，在“文革”后期，《天演论》被重新推荐，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此中真意，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

    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进而说：“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在顾准的引领下，吴敬琏的思想也日趋理性和深广。他在研究希腊时发现，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推行民主制，竟先于本土，并且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千年后的北美英属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是逃债者或者被放逐者，因此他们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绳索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不得不以独立平等的成员身份组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