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顾准的提问，对于吴敬琏来说无异于惊雷在耳，它像“毒药”一样危险却又充满了新鲜感，他点出了吴敬琏几年来苦思冥想却没有头绪的核心问题。因为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时，反思苏联体制已成为全球政治和思想界最重大的命题。在西方思想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等新自由主义学者先后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众多著作，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层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和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进行了挖掘和批判。即使在苏联，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也对苏联经济体制提出了质疑，吴敬琏当年的老师毕尔曼此时成为了计划经济模式的重要批判者之一，1967年，他在《不可避免性》一文中写道：“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不取决于某个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觉悟和良心，而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这种国民经济最可怕的祸根，唯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在苏联经济改革史上，毕尔曼是最早的计划经济制度质疑者之一。

    顾准和吴敬琏对这些思想动态当然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是在一个黑暗的“箱子”里，从问题的原点出发去寻找答案。一个让人十分惊讶的事实是，当时的顾准已经放弃了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完善”工作，甚至决意从经济制度以外去直接追击问题的本源。他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就容易看得清楚一些。这样的思想高度，显然非当年的吴敬琏可以抵达，甚至超出了当时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譬如在经济学领域，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等人在晚年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不过仍然在经济制度的范畴内进行思考。而作为上述几位的同辈经济学家，顾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更深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年后，他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

    那么，如此漫长而艰辛的“思想长征”应当从哪里为起点呢？顾准的答案居然是：希腊。

    理由是，顾、吴以前所学的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和历史书籍上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归。据此，顾、吴试图从这一理论的前提开始思考——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衍变的呢？

    这样的思想探索隐秘而顽强地持续了4年，一直到顾准去世为止，它彻底改变了吴敬琏的价值观和学术立场。在此之前，他的身上流淌着两种不同的“血液”，一是来源于改良主义世家的变革思想，二是被革命年代所激荡出来的激进主义，它们水火不容，互为冲突，在一个天性温和而倔强的躯体内激烈地对冲，每每使之陷入困顿和苦恼。而此时，国家的动荡、苦难的降临以及顾准的出现，让一种新的理性主义力量加入了进来。日后我们将看到，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相比，吴敬琏有更深重的人文主义情怀，更善于哲学思考，在独立批判的立场上更倾向于社会法治秩序的重建，这种集批判与建构于一身的人格特征，无疑和他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关系。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很少谈及劳改队生活的艰苦，他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