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吴敬琏也成了一个被劳改的“反革命分子”，他与顾准的社会地位同样“低”到了“贱民”的水平上。

    在高强度的体力劳作里，自幼多病的吴敬琏远远比不上比自己年长15岁的顾准，只能当当顾准的下手，两人越走越近。吴敬琏的学术功底和聪慧给顾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做电工，同组的贺菊煌带了一本《高等数学》，吴敬琏随手翻了几页，竟发现有个地方的逻辑推导上有点问题，几个高手聚首一细研，果如其言，吴的数学底子让大家很是惊艳。顾准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与吴敬琏一起去信阳城里装瓦，他们借机用经济学家的眼光去观察这座城市的工业，评价它的经济发展，经过一座火电站时，当地人介绍说它有1.6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吴敬琏凭着自己对工业技术的熟悉，从外观和规模推断出，此电站的设计装机容量应该有10万千瓦。

    对于顾准，吴敬琏也有了新的认识。有一次，劳改队对顾准进行批斗，指责他“偷奸耍滑”，年过半百、体质羸弱的顾准就是不肯低头，军宣队的人开始打他，顾准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仍然顽固地高昂着头，大喊：“我就是不服！”还有一次，有人前来向顾准调查谭震林的问题，顾准在苏南工作时与谭震林常因工作吵得很厉害，甚至他被撤职也与谭颇有干系，可是，当来人让他确认谭是“叛徒”时，他却坚决地说“不是”，来人就狠打他，打完再问，他说“不是就是不是”，再打，还是说“不是”。另有一位秦姓研究员，是孙冶方的无锡同乡，也是顾准在华东的老同事，思想非常的“左”，在学部工作时，整孙冶方和顾准很厉害，顾非常讨厌他。这时，他也被打倒了，“革命群众”发现，在抗战时期，秦曾在广西桂林当过国民党桂系一个专科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于是被作为“反共老手”批斗。顾准却上门去找专案组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历史知识。这个学校是受李克农直接控制的，为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在这里工作怎么能叫“反共老手”呢？

    顾准的正直与“较真”让吴敬琏非常敬佩。有一次，在私下交谈中，言及过去几年的红卫兵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只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

    这席话让吴敬琏很有同感，他开始反思自我，把过去坚信的那些理论一一反刍省思，对于曾经全力批判过的孙冶方和顾准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规律理论也进行了新的审视。已经受难十多年的顾准显然比他看得更深、更远，他说，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一个女性人物，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娜拉毅然摔门出走。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思想领袖胡适提出“易卜生主义”，出走的娜拉成为中国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觉醒的典型，她被认定为“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到了1923年12月，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演讲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惊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问——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革命取得了成功。鲁迅在演讲中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在鲁迅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被掩盖了起来。正是在息县的荒芜平原上，顾准重新将之拾起。他尖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