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上的持续争论将长达20年之久。

    10月底，第三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与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500多位专家和官员之外，还有23个省、市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人赶来参与讨论，会议上的发言人多达100多位。周叔莲、吴敬琏和汪海波递交的论文是《论社会主义工资和它的具体形式》，提出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如果说，很多与会者的发言是“表态性”的，那么，吴敬琏等人的观点则明显更带有可操作性。

    当时的政坛局势可谓暗潮涌动，阴晴瞬变。

    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自负盈亏”的原则——企业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完成利润计划之后，企业劳动者集体应该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反之，企业劳动者集体也应承担一定的物质责任。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在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国300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其中，顾准在1980年2月9日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他和妻子汪璧的部分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室里。

    1979年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这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理论界的第一次盛会，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受邀赴会。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讲述他过去几年对大寨的观察与思考，对种种虚假现象进行了切实的揭露。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如此高端的会议上掀开大寨的“盖子”。

    吴晓莲还回忆了父亲当时创作的局促情形——吴敬琏的写作，多数是在我们北师大的家里进行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大筒子楼14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里的全部家当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铺，一张书桌，一张饭桌，两张桌子间夹着钢琴，铺边一只五屉柜，两只木凳，两只折叠凳，一把椅子和一个小马扎。1976年后，我和妹妹开始学习文化啦！那对我们倒不一定是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从那时起，每天放学回家后就“霸占”了家里的两张桌子。爸爸写作的固定位置是双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垫了一块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盘，稿纸放在上面，人半蹲半坐在马扎上，勾着头在那里，写出了一批按当时的标准来讲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写出了严重的颈椎病。奶奶最心疼他，当时就跟我说：“你爸爸整天在那儿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断了。”

    1976年冬日的一天，于光远找到吴敬琏和周叔莲说，我们应当做点什么。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决定组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和于光远从全院征调了三个不同业务方向的骨干进行前期的筹备，其中包括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后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和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在一次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周叔莲以《“四人帮”的封建实质》为题进行了发言。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出了很大的毛病，主要问题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活，“四人帮”在中国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必须从国民性的高度进行反思。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集权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意识根深蒂固，如果未经彻底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