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接受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一有机会，就可能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理想，演变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他们的这个发言，得到了与会者和社科院领导的好评。

    在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经济学命题比“按劳分配”更直观地体现“实践检验”的道理了。

    事实也是，中央的理论务虚会是和各省的理论务虚会结合进行的，当北京的务虚会上揭发大赛问题的消息传到太原，山西的务虚会马上开了锅。当时陈永贵仍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很多人替吴敬琏捏一把汗。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说，“我当时并不担心，因为，大寨问题的‘盖子’迟早会揭开”。

    他的这番言论很快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文章，说：“共产党长期在农村环境中从事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斗争，同时，党的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成分，他们很容易把平均主义混同于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再发生‘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互为表里。”这篇文章投给了《经济研究》。

    此时的于光远正赋闲在家。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国务院研究室随之解散，与邓关系最密切的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3人成了“待分配干部”，每天只可以到一个专设的办公室去看文件，无余事可做。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于光远等人决定在经济理论界发动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4月，于光远等继续把按劳分配的讨论推向深入。他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有30多个单位、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大会发言者达十余位。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联名递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左倾”思路，另一篇是从正面论证恢复奖金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光远发起的这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无疑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万马齐喑的黯淡局面，为日后的思想大解放鸣响了号角。

    “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就在2月7日《人民日报》等报刊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半个多月后，2月25日，于光远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召开了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因为他没有正式官职，所以，会议属于民间行动，开会的地点和召集都是非正式的，连发言集也是自己出钱打印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都派员与会，不过它们均不是主办机构。全国的报纸几乎没有予以报道，只有《人民日报》理论版发了一条不起眼的简讯。然而，尽管如此，这个讨论会还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应。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周叔莲等人是主要的论文递交者和发言者。

    即便研究的条件是如此的狼狈，不过，“在床沿边写作”的吴敬琏仍然表现出了超出时代的勇气和学术能力。从现存的文字资料可见，从一开始，吴敬琏就在两个方向上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一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一是社会体制的变革，前者属于技术层面，后者则带有更强的思想和哲学意义，而这一风格无疑受到了顾准的影响。

    “四人帮”被打倒后，1956年以后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的“极左”思潮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