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清除。由于“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工厂中绝对平均主义盛行，“干多的不如干少的，干活的不如捣蛋的”，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当时，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要对“极左”路线拨乱反正还非常艰难。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仍面临种种阻挠。因此，能否为他的复出创造一种“呼之欲出”的理论氛围便相当重要。日后来看，于光远等人选择按劳分配——而不是价值规律——这个命题作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

    1981年第4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在印刷厂里刚刚印出来，从社会科学院院部就传来了南京方面“出事”的消息。原来南大两位教员写了一篇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章，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结果受到北京的严厉批判，学报主编因此被撤职。据南大的两位作者交待，他们写那篇稿子，是受到了吴在南大礼堂讲演的影响。一天，经济所一位副所长找吴敬琏谈话：一是院里要销毁这一期的《经济研究》，二是劝他写一篇文章参加对南大学报文章的批判。吴的回答是，“销毁是杂志社的权利，我没法干涉，写文章批判，不能从命”。这件事就尴尬地拧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所长许涤新坚持说，杂志已经印出来了，销毁掉要浪费上万块钱，下不为例吧。就这样，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

    历史仍然在坚定地向前迈进。

    还有一次，那是在1981年，吴敬琏去南京调研，当地官员邀请他参观在天王府旧址举办的一场太平天国展览，一路看下去，让他非常惊心。第二天，金陵大学的老同学请他在南京大学礼堂做一场报告，他由前日的参观即兴说起，太平天国起事是以“平等”相号召，但是建国之后却严分尊卑，清军包围南京时，城内饥民无穷，局势空前严峻，天国却还建起了100多个王府，王爷们在那里穷奢极欲。他因此推论说，农业社会主义发展下去一定就是封建社会主义。

    他的很多文章是与周叔莲及汪海波合写的，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交往超过20年，性情相投，观点近似。特别是周叔莲，更是他最好的知交。他的女儿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中回忆说：周叔莲家住学部大院，离吴敬琏的母亲家很近，周末吴敬琏去母亲家时，他时常过来两人一起讨论。我和妹妹对这位周叔叔自然非常熟悉，但是不记得他跟我们说过话。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比我爸爸更有书呆子气的人，一门心思就是经济学，进了我们家的门，便目不斜视地到爸爸房间去，坐下来就开谈。他们俩不面谈的时候就通电话，那时候住家很少有电话，吴敬琏也只有在母亲家的时候，才用那里的电话，长时间与周叔莲谈他们的稿子。几十年后，周叔叔跟我说，当年他是在他夫人彭韵倩的办公室里跟吴敬琏通话的。周末办公室里没人，他正好可以几小时地跟吴敬琏讨论。

    这一年的10月25日，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既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研讨，更是以此来呼应如火如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会就分成了3个组，分别讨论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问题、劳动报酬的形式问题、农村按劳分配及其形式的问题。吴敬琏等3人递交的论文题为《深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出了两个与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一是怎样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二是建议对企业领导干部实行物质奖励制度。

    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后，7月，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因陈云和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