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与中国是分量最重的两极，东欧各国则是重要的一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其基本理论模式被通称为“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由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1904~1965年）最早提出的。苏联的命令经济体制在20世纪20年代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怪异形式建立起来后不久，它的低效率弊病便已暴露出来。以此为背景，20世纪20至30年代在西方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反对派”与“社会主义同情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在这场被称为“社会主义论战”的争论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信息机制无效率为主要理由，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行性。当时流亡美国、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兰格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日后被称为“兰格模型”的理论模式。他在193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放到了一起，主张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在国有制下，引用竞争力量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在这种体制中，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因此兼具了公有制与市场运行的双重特征。按兰格的看法，在这种颇为“唯美”的体制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就能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样，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帕雷托最优”。

    兰格的这一理论模式继续遭到哈耶克的批判。后者以《社会主义的计算》等3篇论文，论证“兰格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直至晚年，兰格还致力于研究控制论和计算机在经济计划上的使用，而不改“计划经济有效”的初衷。他在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写道，由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把联立方程式放进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1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都已过时。我们大可以把它看做电子时代以前的一种计算装置。”总之，兰格至死都认为，用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应当是和市场配置具有相同效率的，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计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国家计委用模拟市场的办法来规定价格而已。吴敬琏曾经评价兰格与哈耶克之争说，“这场争论一直在理论讨论和改革实践中回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风行一时，各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这一模式的变型。

    于是，当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把目光投注到东欧的时候，马上就发现了“市场社会主义”。而让他们惊喜的是，这个模式似乎并不陌生。按吴敬琏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与之颇有神似之处。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不久之后，就出现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弊病。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便是寻求突破的大胆设想，而其基本理念正是，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提高利润指标的地位，以此发挥企业的能动性。由此，他设计了一个“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由此可见，孙冶方的模式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1964年，他的这一主张被当成是“修正主义”而遭到了严酷的批判。如果从理论根源上看，“极左”理论家康生说他想当“中国的利别尔曼”倒也不算是“冤枉”。

    “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