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后，孙冶方得到平反，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认同他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在意义重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公报》便明确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此，“放权让利”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主题。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共识和大背景下，中国学者蓦然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一直在进行类似的改革试验。这自然让他们顿生知音之感并很振奋，以为有“经”可取。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孙冶方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数次交流。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的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考察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现场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

    后来在无锡的会议上，孙冶方专门做了一个考察报告。他特别欣赏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制度，在那个国家有2.5万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当于一个车间或分厂，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直接面对市场，通过市场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产供销合同。孙冶方举例说，我国的物资部门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大使馆出面联系其相应的单位出来接待，结果被告知，该国已经没有物资供应这类机构了。中国方面很吃惊，问：“如果工厂缺乏动力和原材料由谁来解决呢？”他们回答：“如果这个工厂连动力和原材料供应还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工厂就不用办了。”孙冶方认为，这种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销定产”模式大大好过“以产定销”的计划模式。

    1979年11月，于光远和刘国光等人考察了匈牙利。他们这次考察得还要细，在3个星期里举办了21次座谈会，接谈了参与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相关经济部门的领导以及工厂经营者等等，分别形成了3份调查报告。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从1962年开始，其间颇多曲折也很有成效，特别是该国经济学家对短缺经济的研究与对策，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仅仅走出去考察，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把专家请进来。从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他们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和瑞士籍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

    1921年出生的布鲁斯（1921~2007年），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兰格理论的重要传人。他提出的“含有可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被称为“布鲁斯模式”。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是受中科院经济所的正副所长刘国光、董辅邀请来华的。赵人伟和吴敬琏参加了接待的准备工作，赵人伟全程陪同。

    据记载，1979年的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会前，赵人伟执笔拟定了一份问题清单，油印出来提交给布鲁斯。这张清单上的问题表达了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一）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体上有多少种？这些模式各有什么利弊？你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哪一种模式更值得我们作为经济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