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的借鉴？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有什么区别？对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聚合趋同”等说法应如何评价？

    （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如在计划、资金、物资、劳动、价格等方面，应给企业多大权限，才能使企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又不至于造成全社会的盲目性？从东欧的经验看，有没有一个大体的理论界限和数量界限？

    （四）经济改革的步骤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采取什么步骤比较顺当？特别是改革应当怎样起步？我们这里有以下几种看法：（1）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2）从组织公司即扩大公司的权限开始；（3）从调整税制和物价开始；（4）从改革计划体制开始，即从减少指令性指标入手。根据东欧的经验，从哪里着手比较合适？

    （五）成立公司以后，公司与企业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如何调节比较好？特别是政府应如何领导或指导公司的经济活动？成立公司后工业城市的经济应如何组织和管理？

    （六）对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应如何看？实质是什么？彼此的关系如何？

    （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应该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你认为哪种看法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

    （八）对苏联196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1979年的改革新决议应如何评价？

    （九）南、匈各国经济都比较重视市场机制，但都存在消费过度、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外债增多、赤字预算等通病，应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毛病？

    （十）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都存在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经过改革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布鲁斯当然无法解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

    他认为，经济决策有3个层次：一是宏观经济决策；二是企业决策；三是家庭决策。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则有3种模式——“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布鲁斯倾向于“匈牙利模式”，也就是只在宏观层面集中，不在企业和家庭层面集中。

    在1979年的当下，布鲁斯的那些观点在吴敬琏和赵人伟听来，非常耳熟，他们告诉布鲁斯，在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与他非常相似，他就是孙冶方。布鲁斯所提出的“分权模式”，和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在吴、赵的陪同下，布鲁斯去协和医院看望了病中的孙冶方，两人用俄语交谈，一见如故。

    赵人伟等将布鲁斯的讲话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意见。布鲁斯当时的身份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层并不避讳，可见求贤与思变之心切。正是因为布鲁斯访华的成功，接着促成了另外一个流亡经济学家的到来。

    奥塔·锡克（1919~2004年）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名气也更大的人，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也是捷文版《资本论》的译者。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提出要创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模式”，“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要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个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