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他时任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做“捷克经济改革之父”。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便于该年的8月20日悍然出动华沙成员国的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捷共和政府领导人，酿成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学界，这一事件被认定为“冷战”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他随后流亡瑞士，在圣加仑经济社会大学任教。

    锡克比布鲁斯有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西方流亡呆的时间也已长达10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经济学家。流亡期间，他相继完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等多部论著，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的命令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在华讲学期间，吴敬琏全程陪同。他先后讲了7次，还去上海、苏州等地访问。每一次锡克讲学之后，吴敬琏和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都做出一份1000字的简报，送给社科院领导，再由他们上达国务院领导。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看了简报以后，认为锡克既有改革理论，又有实际经验，很值得从他那里学习，并要求组织一次经济领导干部与锡克的座谈会。

    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锡克较之布鲁斯，更趋于自由化。

    在当时，价格改革难题——这其实也是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主题之一——正困扰着中国。锡克在座谈中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即先全面调整价格，接着在一年后全面放开价格，先调后放，建立自由价格制度。在讨论中，曾经在建国之初当过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提出，价格改革是很难计算的，因为它们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奥塔·锡克说，可以用投入产出表，经过多次计算得出各种产品的生产价格或资金、劳动“双渠价格”。这套价格当然不会很准确地反映市场价格的程度，但是比较接近，再根据计算出来的价格作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第二年放开时震动比较小。吴敬琏说，锡克的建议以及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接触到一些真正改革实务层面的东西了”。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锡克的建议非常重视，当即决定建立国务院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当年他们如何计算“影子价格”的经验，研究制定调整价格和进一步放开价格改革的方案。后来，奥塔·锡克推荐了两位专家到中国来开讲习班，培训物价改革人员。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吴敬琏带来很大的震动。他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这些观点成为吴敬琏日后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时所长期坚持的理念。

    此外，布鲁斯和锡克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忠告，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对这层意思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到更迟的时候才有所感悟。

    这两位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那就是进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他与荣敬本和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刘国光、董辅等下决心，在中国创立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而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组织翻译了众多比较经济学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著作及文章，还在1985年创办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