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赵人伟和荣敬本担任主编。这些引进和比较研究工作，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成熟别开一番天地。

    不过，对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细研之后，中国的学者却陷入了更大的困顿，那就是，他们的改革理论尽管各有新意，然而并没有彻底地跳出计划的大框框。比如，布鲁斯把价格看成国家可用来调节经济的杠杆，而这样一来，价格就会失去它的参数作用，变成一个可以由行政机关决定的指标，所有生产者都只能作为一个被操纵的工具。锡克的价格改革方案似乎也有“死穴”，他把宏观的总量计划分得非常细，细到在财政预算中的各种经费、行政费、投资、人头费、集体消费等等，这才能保证需求分配的均衡，而这在吴敬琏看来，又与原来的计划有什么区别呢？更重要的是，从实际的改革成效来看，东欧经济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造，各国仍然是困难重重。

    1981年冬，吴敬琏和荣敬本合作完成了一篇题为《布鲁斯和锡克的经济模式述评》的长篇论文，对6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他们认为，自1930年全盘集体化的“斯大林经济模式”确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未曾解决和有待探索的一个课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第一个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中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进行了深度和角度各不相同的改革，这些改革模式最终都无法用成功来定义，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它们有借鉴的价值，却无法“拿来就用”。

    由此，两位顶级的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在中国刮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旋风。然而，中国的学者们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理想中的那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方”。东欧经验既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失望地看到了巨大局限性，同时也突然触摸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式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更急迫的任务出现在了吴敬琏的面前：孙冶方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必须要把他那个打了85遍腹稿的论著及时地抢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