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当时整理出来的会议情况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有专家日后推测，这个意见对1986年的价税财配套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宕，阴晴迭变，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者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百家争鸣，辩驳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个时期。

    从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贷增长已经严重失控，12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11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180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2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货膨胀即物价全面上涨的前景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思想上告别东欧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象征性“仪式”。

    正是在大论战的背景下，1985年9月2号，一条游轮缓慢地从山城重庆驶出，顺长江南下驶向武汉。

    在这条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上，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政策制定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群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他们决定“闭关推研”。这便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国务院总理在开会前就会见了全体外方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很明显，这则报道把专家的意见彻底地拧反了，吴敬琏不得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予以澄清。他在信中说，“外国专家们认为，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他们建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三管齐下……”

    不过，这样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到1986年的夏秋之际，从紧政策突然被放弃，经济再度升温，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并最终在两年后以一次惨烈的“闯关”失败而告终。

    除了诊断迫在眉睫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外，巴山轮会议上还讨论了其他几个重大的经济改革命题，其中，对后来的中央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两个。

    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经济学家薛暮桥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

    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巴山轮会议对决策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

    巴山轮会议一直开了6天，到9月7日结束。在闭幕式上，马洪代表中方致闭幕词，为会议做总结，全面阐述了中方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理解。这篇讲稿是吴敬琏和田源起草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