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日后人们知道，这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而写作的，而在当时，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文章甫一刊登，便在舆论界掀起喧天大波，引来指责和围攻。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嗅到了新的空气。1991年5月8日，在一个企业管理人员研讨班上，他发言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

    这些工作弦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且一一细说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这一工作其实从1990年就悄然开始了。回望那段时期，吴敬琏并非仅仅只有战斗而已，他一方面挺身而出，与“计划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沉下心来，开始为接下来的改革道路思考和设计可行性方案。当时的中国，不少人对改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几乎很少人还在搞什么研究，吴敬琏和方案办的几个同事却不做如是想。日后他写道：“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作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改革的坚定，让人油然想起16年前顾准在临终前所嘱托过的那4个字——“守机待时”。在那段时期，吴敬琏身上的改良主义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着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时，他的“建构性人格”则让他总是从积极推进，而非破坏的角度来展望未来的道路。

    1990年秋冬之际，就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敬琏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组员为他的老同事张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钱颖一、吴晓灵、谢平、荣敬本、郭树清等十余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1986年的那个配套改革方案起草组的成员。时隔数年后，中国改革的局势已今非昔比，不过他们仍然不改当年立场，还是以整体配套改革为基本理念，分别从企业、价格、财政、税制、金融等多个方向进行拓进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他们自称这是“预研究”。日后我们将看到，当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时候，这个总体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

    吴敬琏的这个课题组类似一个民间组织，没有官方的经费支持。他回忆说，当时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方背景的福特基金会几乎无人敢碰，他为了让课题得以顺利进行，便大胆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先后获得了75万元的研究经费。另外，他也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他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陡转，单这一条就够他和他的同事们背上不小的罪名了。

    接办的一个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1920~1993年）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

    蒋曾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以首倡“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他的思想颇为开放，一直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