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要给企业以自主权，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放弃对国营企业的偏执性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宽阔的视野来平等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对于国营企业，他的观点是“吃任何药都不如不吃药，不管就活”。他还有一个“黑匣子”论，认为“政府对于企业，可以从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进里面去。退一步讲，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该搞成‘玻璃匣子’”。他的这些思想在同辈学者中无疑是最为激进的。1985年，蒋一苇退休，转而出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接着便创办了《改革》。1991年年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三篇文章刊出后，吴敬琏在一片批判声中向蒋一苇推荐，在7月份的《改革》杂志上予以转载，引起相当轰动，这是唯一的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全国性经济理论刊物。

    不久后，蒋一苇被查出患上了癌症，他遍觅国内，认为吴敬琏最适合接管《改革》。他与吴并无私交，于是先是通过马洪以及薛暮桥之女薛小和做工作，自己也同时亲自写信相邀，言辞中已有“临终托孤”之意。吴敬琏没有办刊经验，对行政管理也毫无兴趣——这一方面，他自认一点儿也没有继承母亲邓季惺的办报基因，因此显得非常犹豫。

    1991年年底，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准备十四大的座谈会，重疾在身的蒋一苇抱病与会，在讲完自己的观点后，已是虚弱不堪，不得不提前退场，吴敬琏起身相送，临别时，两人持手相望，竟是不合，均知这一别就可能是此生永诀。

    从1992年第一期起，吴敬琏慨然接过《改革》编务，与蒋一苇合署主编，1993年1月，蒋去世。吴敬琏接手杂志后，定题组稿，帮助培养一批特约撰稿人，事必亲躬，投入巨大精力。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在1998年，经济理论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授予11篇论文为当年最佳理论文章，其中有5篇出自《改革》，为一时之盛事。吴敬琏可谓不负蒋氏所托，他主编此刊一直到2000年，此后出任名誉主编。

    所谓的一篇长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几乎同时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这一文一书，是吴敬琏的呕心沥血之作，就在与“计划派”舌辩的同时，他坐下来，用理论的武器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观点。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是一篇正文加附注约3万字的长篇论文。吴敬琏以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双重娴熟，对计划与市场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它是吴敬琏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理论檄文之一。

    在论文的开篇，吴敬琏就摆出了决辩的姿态。他写道，自从近一个世纪以前提出公有制经济的运行问题以来，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就几乎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又就计划和市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反复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撇开语义上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作为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的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在论文中，他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市场资源配置机理的阐述开始，分别讲述了100多年以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界对此的不同理解和实践，最终得出分歧的实质和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只能按照预定计划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让主观编制的指令性计划成为稀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

    吴敬琏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比较了多种经济运行体制之后总结说：“总之，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