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经济’。就是说，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具有与此相类似的运行机制。

    最后，他回到中国的经济现状，指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国有成分放得比较活的情况下，想用强化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加强、支持公有制经济，恐怕难免落空”，对于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国必须靠建立新经济体制来加以根治，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他同时建议说，经过从1988年9月到1989年9月一年的治理，物价涨势迅速回落，甚至出现了所谓“市场疲软”的现象，这就给了大步推进改革以十分难得、稍纵即逝的机会。

    吴敬琏把这篇长文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对是否应该发表犹豫再三，最终在经济编辑室主任韩志国的坚持下，于1991年12月份予以发表。一个值得记载的细节是，整整10年之后，吴敬琏因对资本市场的无序状态猛烈批判与众多经济学家形成对峙，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论战，其中，韩志国就是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

    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时，吴敬琏与他的学生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主旨与论文完全一致，汲取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精华，总结国内外尤其是我国前10年经济改革经验教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转轨的策略原则，并提出了许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在此书的序言中，吴敬琏以挑战者的姿态写道，“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据吴敬琏回忆，此书初稿完成后，江西一家出版社曾表示愿意以最高规格出版，但在1989年的风波以后就放弃了。后来，工业经济出版社表达了接受意向，不过提出要删去“市场经济”等字眼，吴敬琏断然拒绝说，宁可不出版，也不能删。一直到了1991年3月，书稿转到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该社总编辑在终审意见中写道：“我通读了吴敬琏同志这部书稿，与初审姜志辉、复审袁中良同志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部很有见地、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应及时、公开出版。但考虑近来报刊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我有些寒噤。”最终，在再三斟酌之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由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三人一起签字——如果因此遇祸，则一同进退，决定“冒险”出版这部著作。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发表及出版，在政经两界引起极大震动。日后，它们被看成是中国学者在理论的高度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总扬弃和总清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发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间的这场“计划与市场大论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史上，对计划经济思潮展开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是吴敬琏真正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标志性事件。他以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学术功底，捍卫了市场化改革的旗帜。这个个性温和、在生活中从未与人红过脸的江南人，在逆流横飞的时刻表现出了倔强和无所畏惧的一面。

    就在吴敬琏的论文和书籍出版的同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历史一把将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