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三中全会”，成为前15年中国改革的一个传奇。

    第一种观点认为，过热的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推进太快，其潜台词是，应当放慢改革，加强计划控制。

    其一，以此突出展现中国改革的体制特征，设定改革的对象与边界——日后我们将看到，“改革”一词的宽泛化、对象模糊及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的确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一大病症。

    喜则在于，经济呈现出强劲复苏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的钞票，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到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各省的民间企业增长非常喜人，广东、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3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57%和89%。

    ——吴敬琏评论朱镕基主政12年

    第四种，对于改革的推进状况不甚满意，但认为经济增长的形势喜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各国高速成长中的必然伴生物，不应采取紧缩措施，妨碍高速增长势头的持续。

    在起草过程中，学者们又发生了一场颇有意味的讨论。当时，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15个年头，所以，全会要对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进行一次描述，这时，分歧出现了。

    当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是实行“渐进主义”路线的胜利，正是因为改革的渐进性，才使得中国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陷入困境，相反在改革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他们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依据。由此，对后一阶段的改革提出了“整体渐进，每个阶段寻找一两个突破”的方针。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此时的吴敬琏也许真正接近了经世济民的境界。

    吴敬琏则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是，将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相对起来，以后者为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功经验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以速度为标准的概括没有接触到中国转型的本质。那么，中国前15年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吴的答案是：增量改革。

    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万马奔腾，尘埃四起，又忙又乱的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在中央电视台的那次电视讨论会上，马建堂对“十六条”进行了一番解读，随后，主持人问吴敬琏：“吴教授，您经常给政府提供咨询，那么，除了马建堂讲的那几条措施，如果总理要求您还有什么其他措施要采取的，您有什么高见呢？”

    吴敬琏回忆，“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中，各方面对宏观经济的这种态势的看法很不一致”。在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场论战再次燃起。

    到1993年的四五月间，形势越来越失控，物价零售指数持续上扬，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半年内贬值了45%，决策层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决断。这时候，又是邓小平出场，他找最高领导层谈话，促使采取措施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中央集权在宏观经济意义上重新确立。

    吴敬琏并不认同厉以宁关于通胀与失业的分析。他在同一个座谈会上指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依据的是老凯恩斯主义失业与通膨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滞涨”的大争论以后，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