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所谓由于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都是相同的，因而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也无根据，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恶税”，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因此，他的政策取向是，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之势。

    在经济理论上，吴敬琏认为《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及事物本质的理论框架”。科尔内论述说，就纯粹的形态而言，“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的战略，其中“战略A”，或称有机发展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或称加速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中欧和东欧各国的转型经济表明，“战略A”由于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战略；而“战略B”却由于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弄得不好还会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的市场，贻害无穷。

    他论述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15年来基本上只作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以国有企业改革而论，从放权让利到实行承包制，都是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的条件下进行的改良，而事实上，其改革到1981年就已经停滞下来了。但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原因何在？秘密在于体制之外。我们在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没有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把改革的主要战场转移到了非国有经济，即农村和涉外经济方面：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之后到1993年前后中国改革的特点。

    朱镕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上海期间，他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在口述史中，吴敬琏这样评论他的这位老相识：“他有两点是不错的，一是能够与人讨论问题，也许别人不这么看，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可以辩论。很多官员怕他，见到他，本来说得清楚的事突然就忘了。其实，他跟你讨论，即使争论得很厉害，但是并不记仇。我和他在农产品收购政策上有很严重的分歧和激烈争论，但这都不妨碍我们一直保持比较好的关系。他曾说，争论归争论，对人的处理上面，不能够很随便。他对有些领导干部一言不合就整人，很有意见。另外一点，他有时难免主观，但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干成，魄力很大。”吴敬琏还对朱镕基主政12年的“成绩单”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评价：“我觉得他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一件就是1993年，用改革的办法治理了通货膨胀，一件是在1998年，同样是用改革的方法应对了东亚金融危机。”

    实际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93年5月部署“十六条”启动的应急行动的同时，就已部署一项更有深远意义的行动：起草一个启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国家体改委组织20位经济学家在5月份提出了一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纲要》。接着，就由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组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专题调研组和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这份文件后来由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吴敬琏参加了《纲要》的起草工作。吴敬琏课题组的好几位成员也应召参加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

    吴敬琏之所以坚持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来描述中国前期改革战略的特点，要义有二。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当时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

    在朱镕基的严厉手段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