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条”果然让过热的势头受到阻止，到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已从6月份的34%降到了15.6%，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也随之快速下降，外汇市场的美元对人民币兑换率从1∶11.5，回落到1∶8.7。

    吴答：“我想，这次治理整顿要采取三个层次的措施，第一个层次是行政措施；第二个层次是政策调整；第三，也是最深的一个层次是体制改革……当前通货膨胀最深刻的原因在于3个关键部门的体制改革落后，所以，要想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在改革上下工夫。”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1994年7月1日，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的时期。

    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驶上了一条高速、健康成长的道路，由此创造了连续13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这段时期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换人，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行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双管齐下”的重大决策：一是6月24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6号文件：《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通常称为“十六条”），整顿金融，紧急“降温”；二是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

    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由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主持，邀请吴敬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建堂录制专题节目，对夏季经济形势进行了一次电视讨论。马建堂对正在展开的“急刹车”政策进行了解释。吴敬琏的言论则显得更为独立，他一方面表达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支持进行宏观调控，认为“如果群众的心理状态稳，政府的措施又正确，两者配合起来，我估计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能够把经济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批评“十六条”的“行政措施力度偏大”。这在当时被不少人认为“过分大胆”。在晚年回顾此事时，他说：“据我理解，经济学家的正确角色，不应当是‘解释和论证政策’，而是对经济情况和政策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告诉政府和公众。”这个节目在7月份分两期播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相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确保在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第三种，认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既保持了高速度，又没有出现过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对前一段经济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应当继续当时的做法。

    吴敬琏所谓的三个关键部门，分别是指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

    忧则在于，投资的超速增长正在诱发一系列的相关效应。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