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中说：“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

    10月18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在“十一五”时期，应当“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纲要》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此，“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六个“立足”：

    让吴敬琏稍感欣慰的是，在这场旷日长久的论战中，他尽管不无“孤独”，却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些学者，其中包括参加起草“十一五建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起草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以及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发展问题专家张平等，都对《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对“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一著作同时也获得了“首届全国信息化研究成果·特别贡献奖”、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立足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发展，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促使经济增长由某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预推动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

    2004年中期，吴敬琏所在的两个单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也开始了对“十一五规划”的预研究。他就在这两个平台上展示了前一段的研究成果，并对“十一五”的方针提出建议。

    深圳是中国重要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心，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产业基地，拥有华为、中兴以及台湾富士康等众多中外高科技公司。吴敬琏是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两年一次的高级顾问例会上，深圳市的党政领导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圳经济存在“结构太轻”的“重大缺陷”，需要进行“重型化”转型。据此，他们还提出扩大辖区面积、发展重化工业的设想。当时与会的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等人对此不表赞成，吴敬琏和高尚全等学者还将深圳与香港进行了比较——后者开发了100多年，到2003年年末已开发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前者的GDP只有香港的1/6，却出现了土地紧张的状况，这表明深圳的产业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出路在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不应当寄希望于外延的扩大。

    站在吴敬琏对面的是他的“老对手”，北京大学的厉以宁，以及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行政官员。

    2002年2月，吴敬琏有了一项新的工作——他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聘任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政策规划专门委员会主任。这样，他的研究领域不能不扩展到经济的长期发展，即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上，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理论书籍和各国的研究报告。好在吴敬琏从来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迷，在这个领域内读书补课钻研，倒也不算困难，而且很有乐趣。

    事实上，学生们所热烈讨论的，正是过去几年里，吴敬琏一直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