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的命题：中国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让他感到忧心忡忡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在GDP的压力下，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把“经济重型化”视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经阶段”，甚至连一些市场元素最为活跃的地区和省份也提出了“经济重型化”的要求。

    因此，在吴敬琏看来，以数量取胜和汇率低估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延续，已使中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加剧，如果不加以转变，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存的复杂局面——到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又一次被他“不幸而言中”。

    可是，出口导向战略的长期实施已经产生了两个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学生们的春节讨论对吴敬琏的最大启发是，为了弄清楚眼前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顾准教给他的办法，先对世界各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相关的理论演进做全面的回顾，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找出当前问题的答案。从2004年春节时起，他就大量查阅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将外国的工业化过程和发展经济学演进过程进行梳理，然后把中国的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分析。

    吴敬琏明确表示，自己持第一种观点。他说，自1999年之后，决策当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逐年上升，到2003年的第二季度以后，货币供应和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这使得经济变得越来越“热”，各种资源瓶颈突现。更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总需求的增长过快，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拉动的。他警告说：“如果听任投资加速扩张，一旦资源短线支持不住，就会出现市场崩溃、大量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于是，经济就由‘过热’急速转变为‘过冷’，这就是‘大起’必有‘大落’的道理所在。”

    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樊纲更加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新型工业化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首先就是所有产业都要搞！中国人太多了，不搞不行。但要采取更好的制度，尽可能利用较新的技术来搞，比如现在可以用新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这也不搞那也不搞。你只有可以论证不搞这不搞那也能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与收入平等的问题，你的理论才是可信的。”

    理论梳理带给吴敬琏的最大收获，是使他认识到，不论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还是“霍夫曼经验定理”，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超越的所谓早期增长模式（或称“粗放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表达。最早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作出的资本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正是来源于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增长模式下，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由此造成了垄断的形成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十分吊诡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斯大林，却把由这种增长模式导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积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源泉等等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按照这一“原理”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工业化。

    接着我们将会看到，事态的发展仍然曲折坎坷。

    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是吴敬琏的博士研究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员李佐军。

    作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咨询研究人员的吴敬琏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