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就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的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而将把锁好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我再到楼上蹬三下脚，你们听到人的暗号后，等上十几分钟等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那里也跑不了。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蹬了三下脚。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一路上，有的人往汽车上趴，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没有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又过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解放军贴出的布告叫我们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残余去登记，我就到军管会登记了，当时还交了一只美国左轮手枪，后来在街上碰见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招待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产党人们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反动看守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 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 ，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外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