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也被冲散了……

    在刚刚经历大屠杀的残暴恫吓之后，又要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这对每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来听听几位脱险志士的回忆吧——

    郑业瑞回忆：“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的铁锁。当时杨钦典和几个交警队的特务兵监视我们那间屋，准备等杨进兴过来后动手杀我们。杨进兴回来之前，李育生同志割断了白公馆的电线，所以杨回来后摇不通电话，以为重庆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馆下面的交警队去再换电话，就在这个片刻间，杨钦典骗走了大门口的哨兵，我们室内同志分作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在一家破烂的农民房子中躲了几个钟头，后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了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同志，于是我们三个人冒险向重大一个看来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学不是坏人，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郑业瑞在解放后对川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他喜欢思考问题，对社会政治也颇有研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位农业科学家必定有对社会更大的贡献。可惜英年早世。

    脱险志士杜文博这样回忆他从白公馆逃出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先在白公馆各牢房提出了几人，我们同室的有刘国鋕、谭谟（受伤后未死），说是转押别处，以后事实证明是被杀害了。当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员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指伪二处抓过的人）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踏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二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现第三中学）后来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