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知道重庆不久快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解放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解放后几天听看守员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煤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二百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杜文博解放后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他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与该校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约到了十一点钟光景，特务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枪杀，直接把各囚室还未提出枪杀的集中到二号牢房（二号囚房未提出枪杀的有五个，由其他囚室押进的有十个，在楼上的郭德贤及其子女三个未动）共十五个，集中以后，原站在监狱内的岗哨特务（这种岗哨是执行大屠杀时临时站定的，不是日常固定的岗哨）陆续撤出去了，继后，杨进兴等看守所的特务到楼下各处巡查后也出去了。当晚值班看守特务是杨钦典，一直没有离开楼下，记得杨进兴等特务出去了一段时间后，只见罗广斌走到二号房风门口找杨钦典悄悄地谈话，我的位置距风口较远，事先杨又叫喊：大家不能动，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号房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们的谈话，对于到底怎样处置我们会有关系的，出于打听点他们谈话的心理所驱使，我慢慢地向风口移近了些，还听到罗广斌对杨说什么：‘你要想坐飞机跑台湾，根本没你的份，搞那么多年，你还不是个上士，只要你设法能救出一个，把今晚大屠杀公诸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等语。（我在向风口移动时，记得郑业瑞也在动），记得杨当时未吭声，又听到罗说：‘你要想办法嘛’，杨仍未吭声，我不禁就叫：‘能给我们搞到枪就好了，我们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记得郑业瑞在后边也附和了几句，杨见有人插话，又叫喊起来：‘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准乱动谁动就打了谁’。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见杨出去了，谁也不知从哪儿传开了说：‘能出去的只有罗广斌了，坐飞机到台湾，其他的都要集体被枪杀了’。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就跑到罗的面前说：如能出去，给我家里带个信（记得我向罗说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妈不要伤心，叫我老婆自处，她还年轻），记得郑业瑞，还有好几个围着罗都叫给自己家里带信，罗发急了说：‘我一个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带不了’。杨不久回到楼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杨与罗又悄悄在风口谈什么，之后，杨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风口处，杨给了罗一把钥匙，杨就匆匆出去了，这时罗就向大家宣布什么：‘杨钦典答应了把通路的门先打开，二号房的钥匙给了我，他有信号！要楼上蹬足三声就表示通路的门打开了，过了十分钟我们才能打开二号房冲出去。’并宣布什么：‘冲出去的路线是向后山坡，老幼互相照顾，三人一个小组’，他还临时指定杜文博、周居正、郑业瑞、毛晓初及他本人，各照顾一个组，扶持老人。罗一宣布后，大家就忙着准备，我赶紧换了衣服（把囚衣脱下换上进狱时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换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曾藏有文泽烈士的诗稿，那是彼此原来交换的诗歌），也有换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乱作一团，突然听到楼上蹬足三声，这时见罗就拿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