匙打开二号房的锁了，大家就匆匆忙忙往外冲，我见有两个老头就扶他们一起走，临时互通姓名，才知一个是周绍轩、一个是尹子勤，我们刚到白公馆看守所的厨房后面，就听到山下有人问口令（往山下冲有条较宽的大路，到山底有个固定岗哨，出来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着，我们就听到密集的枪声，我把周、尹扶进乱草丛中后，叫他们各自分散走，我就单个一直向后山冲。黎明时，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气跑上歌乐山的师范学校后面的那座山顶（未被捕前，我有同乡同学在师范读书或工作，曾到学校玩耍过）。到了傍晚，我进了师范学校，在同乡康顺天处住了一夜。29日，我又到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同肖立、杨家珍处住下来，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庆市内，那时到处是解放后的新景象……。”

    毛晓初，被捕前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解放后长期从事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当年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制作那面“五星红旗”之一的难友。

    在这场大逃亡中，最艰难的当数女难友郭德贤了，因为她的身边有一个6岁儿子小波和5岁的女儿小可。当时郭德贤的牢房在二楼，2009年3月8日，笔者在重庆红岩村有幸与这位大屠杀中英勇脱险的女性见面并听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

    当时84岁的郭德贤老人这样说：“……27日那天晚上，我看见一批批同志分别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当时最紧张和害怕的是我的两个无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一个念头是敌人不至于将他们也一起杀掉吧。可老实说，又很害怕，因为就在几小时前，敌人不照样把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两个小孩都杀了吗？我女儿与儿子，一个4岁，一个才2岁，这么小他们就没得活命……这么一想我紧张极了，可又无可奈何！敌人是疯了，一群疯了的人你能想像他们干出什么呢？到了天黑，我给孩子们我把他衣服都脱掉，让他们睡下，并在每个炕头上放了两块糖——这是平时难友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送进来的。然而我又写上他们俩个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经历，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当时我想，这一夜我早晚给让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我死后，两个第二天醒来时，吃了糖后见我不在了，就会自己走下楼的，走到外面也许被什么人发现，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会收养他们……这一夜，白公馆里面随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特务分子打人骂人的，也有难友们高喊口号和打招呼与我们‘再见’，还能隐约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么髟呢？我们既然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又困在敌人的牢房子里，只能面对死亡。于是，我独自坐在安睡着的两个孩子身边，望着可怜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关爱的情形时，心里像刀刺一般。大约到了深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听到的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他叫我赶快走。罗广斌共产党员，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对我说：他们都撤退了，让我马上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逃出去。我一听，赶忙叫醒孩子们，慌忙地给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后带到楼下。这时，周居正过来帮我背小波，所以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而跟着大伙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刚逃到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外的卫兵还没有完全撤走，对方一声：‘口令’，我们一个也没能答不出来，于是只听机关枪像雨点似的扫射过来，我们十几个人便一下就四面散开奔跑。我背着小可拼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后只听机枪子弹‘哚、哚……’的乱响，那时啥也顾不上了，一个劲地背着小可跑回到白公馆监狱的厨房后面那个石梯上，在这里见了另一位逃生的李荫枫先生。他问我：‘伤着了没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说没有受伤，但就是双脚软得迈不开步子。正在这时，好几只电筒光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