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与忠贞情操。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同志，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关于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的狱中情况，像“江姐”、“许云峰”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刘国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子”，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有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俩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的7、8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内夹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达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则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