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诉：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时，罗说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问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时，罗说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好像溶铁炉中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罗世文给我讲党史、讲长征，也讲到他在四川被张国焘关起来的事。讲西安事变时，说张学良不和周恩来商量就决定跟蒋介石飞南京，张学良到了飞机场，周恩来才知道，但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我听到这里，一块块堵着我心上的石头，像是突的蹦了出来。讲抗战时，国内外的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动人情况，说的有声有色。在监狱里，是罗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来了，我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体，不知从那里又来了劲。于是，我也把自己的情况、监狱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汇报。在我向他汇报的中间，大概他是用现身说法鼓励我，他给我谈他的家世，他是大盐商家出身，他的母亲为什么鼓励她的独生子参加革命等等。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我们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残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龚浩然，另一位与罗世文一直坐过同一监狱的人。他这样回忆与罗世文的一段特殊经过：

    1943年5月份，我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去后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岁，（我当时有19岁）。他对我很关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后，我听同我关在一间牢室的姜士豪说：“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