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什么秘密，传道自然是不说的呀！这帮野兽就当着传道的面，把几个革命青年投进池内，天啊，爸爸，进去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浮在上面一茸茸的头发……爸，他们就是这样杀人的呀！”女儿又哭泣不止起来。我只能在默默无言地陪着她流泪。后来她又接着说：“不到多久，传道被惨杀了。几天后，我们去埋殓传道的尸体时，只见到焦黑的一堆，头和手足都已烧去，根本无法认辨。如果不是从烧焦的尸体下找到他未被烧去的那副眼镜架子和胸腹下的一小块毛线衫的话，我怎么可能辨认出他就是我的丈夫呀！爸，我把这两件物品保存着，我还在他腹下拾到了一颗曾经穿过他胸膛的美国子弹头呢！这三件纪念物，我都随身带着，将来要交给这个孤儿，使她长大时可以明白她的爸爸的一切和为父报仇呀！”说着，女儿要去拿取这三件东西给我看，我极力阻止她，不要这样。停了片刻，她又对我说：“在重庆渣滓洞这个人间地狱，当我们为传道的尸体收殓后，想给他一个安身之地，爸你能想到吗？用锄头一掘地，你知道泥土下面看见的些什么呀！都是白骨呀！一连掘了好几处都是这样……好容易后来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一块地方，才把传道的棺木埋了。爸，那个地方，我们走进去真的感觉阴风惨惨，真的是一所人间地狱啊！”女儿愈说愈悲伤，引得其他旅客们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同志都惊奇，都为之心痛。这时我再也不能听下去了，悲愤地阻止女儿说：“育辛，不要再说了，不要这样悲伤了，我们要化悲伤为愤恨，为新中国多做些事，让传道九泉之下安息。”女儿听了，很快回答道：“对，爸爸，我一定好好工作，把孩子抚养大，让传道放心。”

    烈士的妻子在解放后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年年月月，尽心尽职，可是她的丈夫、为中国革命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薛传道因为头上戴了一顶“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头衔，一直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行列。尤其是“文革”中，他又被扣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彻底地被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

    与薛传道同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双枪老太婆”邓惠中，还有连同两个孩子皆被双双杀害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等100多人遇难人士被排挤在“革命烈士”之外。这份纠结的情怀，深深地剌伤了烈士们的亲属和战友们的心灵。为此，他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法在向政府和组织反映，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重庆和全国各地与“红岩”革命烈士相关的干部群众不断有人向当时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反映，强烈要求重新审核“11·27”大屠杀中那些遇难烈士的真实身份，并给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对尚未定性的“红岩”遇难人士问题也非常重视，责成四川省委加快复审工作。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专文给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如何落实中央精神的专题报告，全文如下：

    《 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未定为烈士的情况报告》

    中央组织部：

    遵照中央组织1981年12月10日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有一百多人至今没有结论，要责成有关部门查处的指示，我部立即作了研究，普派员赴重庆对在“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现将情况和意见简要报告如下：

    “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11月27日（又称11·27惨案）下午开始屠杀被关押人员，根据死难遗体计算，前后共屠杀331人。1950年2月至1979年，重庆市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和重庆市民政局已经定为烈士的208人，尚有93人没有办理。

    据初步了解，在没有定为烈士的93人中，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姓名、地址，或基本上有被捕前工作经过、狱中表现、被难情况等材料的43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