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考中了状元。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青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即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舍”乡达两万零六百四十四间之多！我走进一排排像养鸟的笼子式的“号舍”细细观降，觉得十分恐怖，那号舍外墙高约八尺，门高六尺，宽刚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号舍长短不等，多则百间，少则几十间，前排与后排之间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个考场就像一排排猪圈鸟笼式的建筑，旧称“号巷”。号巷门口设有水缸和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白天饮水使用。号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墙，只有朝南的一面是出入处似号试见光处。号内有一块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张坐凳，考生晚上睡觉时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铺，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进这里，一直到考完才能离开号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据传有一位才华横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为没有占据好一些的号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粪号”，结果几天下来，被粪桶熏得昏头转向，无法考试，还差点送了性命。有史料记载，由于号舍管理杂乱，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则受不了号舍之苦，用烛签自刺身亡或悬梁自尽。至于考场的一条条规矩，更是名口繁多，且严厉之极，是我们现代人闻所未闻的：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真似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文光朱向阶前吐，臭气先从号底收。

    这是清嘉庆年间文士缪仙记述乡试感受的一首长诗中的片段，读后仿佛能令人亲身感受旧考场上那种“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两字误煞人”的辛酸以及获得“一路连科”的不易。江南乡试，各科应试学子多达两万余人，但能够录取的只有一百多名，其比例仅为1000：1，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成功率难上几十倍。多数久困场屋、备尝艰辛的学子，最后只能名落孙山，折桂无望。但科举考试毕竟又是读书人通向荣耀祖宗、改变命运之路，同时也是证明个人才学实力的机会，所以像中描写的一直考到七八十岁的人不足为怪。郑板桥从二十三岁考上秀才，到四十岁才中举人，前后历经十六年之久；比我们现在考博士要艰辛得多。而许多名流学士还连秀才进士都没有考取，当然有人本来就对八股文不感兴趣，但旧科举考试的艰难一面多少也能从中体现出来。

    当历史车轮滚滚碾入二十世纪时，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堤旖。一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奏折，上书：“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奏折后来到了慈禧手中，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无力抵抗时局变化，便顺水推舟，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1905年9月2日，诏书全国：“……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此诏书一经传下，宣告了中国长达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1903年江南贡院乡试后得头元的刘春霖，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爷。

    科举废除之日，像北京清华大学、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等现代学校已经开始建起。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长后，中国的教育更进入了第一个全盛阶段。“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学问的人团聚起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技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准则，几乎成了后来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办学灵魂。“大学学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