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的这些思想与观念缔造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以学问为天职的那种勤学精神和对政治与物质常常不屑一顾的清高。中国的大学，在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导者们的奠基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并为二十世纪中国诞生大批政治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准备了温床。但在前半个世纪，大学的大门一直朝有钱人敞开，穷人不可能或者说极少有人可以跨进去。

    邓小平决策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诞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开始以公平竞争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当然也有不少人因为工作和劳动的突出表现而被直接送进了大学，他们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成了骨干和管理者，这使得大学真正意义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学府。然而由于国家底子薄，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读上小学、初中的就很不错了。在建国初的十几年里，大学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通过这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开始有机会向大学门进军。可就在这时，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使中国人上大学的梦彻底地被打碎了，大学被停办和关门，这是中国教育有史以来受到的最为痛苦的一次摧残，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连笔者在内的无数适龄学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里处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这种痛苦，并由此带来的沉沦只有亲历音才会有切肤之痛。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重上大学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个“白卷先生”。

    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给本来已经落后的中国又添了重重的一层冰霜，中国人久碎的梦何时复圆？

    苍天在问，百姓在问，更有众多青年学子在问。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心中装着一件早已想透又没来得及说出的大事，便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来四十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员，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苏步青、张文佑、童第周、于光远、王大珩等毕生从事科学与教育的专家。虽说那时“两个凡是”仍高悬在人们头顶，但因为此会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所以有人说这个会倒有点像“神仙会”，大家畅所欲言，难得这么痛快。

    8月6日下午，有一位被邓小平邀请来的教授大概受到这个会议的气氛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请中央领导尽快采取坚决措施，迅速改变现行的大学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新生的质量。因为大学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料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可是这些年来，我们招收的大学生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只能为他们补中学甚至小学的文化课，大学成了什么？什么都不是，还谈什么教育成果？这种情况不改实在是不行了！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于，示意那个被他称为“查教授”的老先生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查教授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诞生了。

    果然，等查教授发言完毕，邓小平询问了一下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机立断：好，就这么办。招生会议重新开，高考从今年就立即恢复！

    高考立即恢复！立即恢复高考！湖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