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满弓刀”的遗憾，但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心和意志。为了下一场的轻松顺利，每一场我都第一个交卷，决不恋战。一位满唇茸须的小老弟考生替我担忧道：“喂，27号老大，还能泡幼儿班，做游戏吗？”十一年才盼来这个机会呀，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呢？换成李白，不说“千年等一回”才怪哩！

    为了赶这趟考，事前我还专门向老岳父汇报了思想呢。“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呗。”考取后，我才笑着向他解释，当时为了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三岁，队里又刚分责任田，水旱地十亩，妻子拖着两个孩子怎么种呢？转着弯子好请岳母大人照看外孙子。第三场考下来，正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我一声。回头一看却愣住了。此人头上赤贫一片，嘴边蛮荒峥嵘，身着光滑滑黄滋滋的老棉袄，没外罩，没钮扣，拦腰一带束肝断肠。“磨剪子唻抢菜刀——”他一声吆喝，拨云破雾，让我抓住了记忆的根襻。这不是当年因平均99.7分（百分制）而苦恼的老同学吗？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红卫兵吗？这不是后来下狱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吗？原来，他刚平反释放，就马不卸鞍地赶来应考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好穿这纪念服，大刹风景，大刹风景哟！”他爽朗地笑着解释……

    开学那天，我在火车站等火车。漫不经心的视野里出现一位高中时的女同学，她大腹便便坐车去合肥某大学报到。听说后来在开学典礼仪式上，作为“老三届”的代表发言，那理直气壮的大肚子，把懦弱、卑怯、矫饰和虚伪顶得无处藏身。她侃侃的话语，不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

    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迟到的大学生，身在校园，心系妻子儿女，能修完学业，顺利毕业，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至于父子同级（儿子上小学级）、夫妻同班、师生易位，种种巧合，说来话就更长了。

    黄蓓佳，我的老乡，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那年恢复高考前她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在此之前地已经在这个长青岛上“接受再教育”四年了，而且还早已准备再继续个四年（？）、四十年（？）。那时知青除了老老实实“扎根”外，还有什么企图？没有，也不敢有。不过黄毛丫头黄蓓佳有，因为她在1973年就已经写小说了——她现在坦言说当时写小说就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那是她藏在被窝里的想法。1977年夏天，黄蓓佳在岛上劳动，在扬州当老师的父亲写信告诉了她一个“内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呀？黄蓓佳高兴得跳了起来，她知道她惟一能实现多年藏在内心的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切都很突然，但好在“教师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复习资料。在考试之前，公社和县里进行了两轮筛选，很多人在初试时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所以男生们很狂。黄蓓佳外柔内刚，她发誓为女知青争口气，当然更主要的是能为自己“找回个城市户口”。初试结束后就到县城填志愿。黄蓓佳心中的理想是北大——其实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考试能力，“可我们那时好像什么顾虑都没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码事”。于是她填的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一件决定她能否正式应考的大事。这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只有一个内容：让社员们评议，到底让不让黄蓓佳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对黄蓓佳的一次政治审议，当时，黄蓓佳的小命就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黄蓓佳紧张极了，因为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知道仅凭这一条，她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获得通过，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