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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学——中国人的梦
氏,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黄蓓佳说,她考试并没有太费心思,考得比较顺利。只是在扬州参加高考阅卷的父亲对她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老头子虽不在女儿身边,可心里比谁都着急。黄蓓佳说她每天考完后,竟能在当晚把所考内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来给父亲寄去。几天后,父亲来电话告诉女儿:基本没问题。有父亲这句话后,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从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学录取的消息到来的时间里,她动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时,知青朋友也欢天喜地地给她送来入学通知书:北京大学。没错。

    黄蓓佳打开入学通知书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动得直发抖:她没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这正是她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的专业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们江苏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个同学喜欢法律,结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毕业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结果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事办。我不高兴,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拼命地写啊写,结果就一直到1984年写到了江苏省作协当专业作家。”

    黄蓓佳说,她到北京走近自己“梦中情人”——北大的校园时心律加大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北大校园后,黄蓓佳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上大学的作文,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没有稿费,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来转载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七元钱稿费。“七元钱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四年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至今我还用着……”黄蓓佳说着从书房里拿出那本已经很旧很旧的小字典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久久抚摸着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当年走进北大的那段难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作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跟黄蓓佳走过的路非常相似。他们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而正是恢复了高考,才使他们真正有机会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最终愿望。

    那年与黄蓓佳在北大同班学习的陈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我的兄长兼上司,是国内外很著名的作家了,还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建功上大学之前当了十年挖煤工,过的苦日子比谁都多。1968年,刚高中毕业的建功还在北京城里“闹革命”,天一,突然有一个同学告诉他:京西煤矿来招工,我替你报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这样去了煤矿,这一挖就是十年。到矿上后,他喜欢动笔写些东西,又喜欢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所以矿工们很欣赏他,工农兵学员招生时,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没他的戏了。特别是有一天他从岩洞里挖煤出来,看到太阳刚刚出来,就猛然吟起里的一首诗:“呵,太阳出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然后伸伸懒腰。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击“红太阳”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那个矿上时,建功表现得并不特别,因为他当时并不太了解时势的变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亲一样是个“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当个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当时文艺界都认为作家必须是从基层生活中才能培养出来的,学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亲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应了,说什么也得让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说妈我现在连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个考法呀?他妈说你不会找两本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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