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了三千六百多元，除去成本获得净利两千七百多元。

    赢家在方圆几十里的城里乡里都出名了，但太出名就会坏事。这年夏天，他被市场管理委员会拉去关了十二天，罚款两千元。赢家为此痛哭了一场。

    他再不敢印书卖书了，可“给考大学的人卖复习资料能挣大钱”这一欲望一直在赢家的脑子里转动。正在这一年冬天，一位省城来的书商突然登门造访，请赢家出山，“我们联手搞怎么样？”

    “我不敢了，他们会把我当投机倒把抓起来。”赢家心有余悸。

    “怕什么？我有正式出版社的书号！”书商说。

    此时赢家才第一次知道出书是要有书号这一说，而且有了书号就算是合法了，不是投机倒把。“行，只要不是投机倒把我就干。”赢家笑了，他与书商谈成，由他负责选编高考复习资料的内容和市场销售，书商负责搞书号和市场营销的相关手续，利益五五对开。

    这一年，赢家与那书商两人共印书两万册，仅在江西、河南两省销售，百分之百地销售出去了，各得四万余元。他们说好：谁也不把利润放进口袋，全部投入到来年的“再生产”。

    第二年，赢家和那书商再度合作，这次他们共印了十万册，并铺到了全国市场，又一举获得大胜。每人得利二十余万元。

    “那时我们感觉全中国遍地都是黄金！我们印高考复习资料就像在印人民币一样，印多少就能变成多少钱。第三年我和朋友又一次合作，不想这年没有获得全胜，印三十万册，有十万压在手里……”赢家说。

    “为什么？”

    “被几个出版社抢占了市场。”赢家说，“虽然这年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坏事，可实际上是给我们怎么走好高考教材这条路指出了方向，坏事变成了好事。从这年开始，我们就涉足到了出版社，并且用短短的时间，把几个本来连饭都吃不上的小出版社，滚动成了名传四方的大出版社……”

    赢家后来的故事就变得神秘了——赚钱赚到一定份上是不再告诉他人具体数字和操作的秘密的。可是我知道赢家的许多发迹的过程，在80年代中叶，他先后承包了南方几个教育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还是一律靠编卖教材和高考复习参考资料为惟一的生意。经他运作的某出版社，原来一年出不了几十本书，而且大部分是赔本生意，赢家承包了这家出版社的教材编辑室，一年中就给出版社挣得利润五百多万元。后来出版社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职工工资奖金也成倍往上涨，但赢家在这儿却成了输家。出版社的社长客气地对他说，我们明年准备发动编辑们也都来搞教材，你不是编辑人员……言外之意是要“请”他走。赢家一声冷笑，甩手就走人。到另一家出版社后，赢家学乖了：我只出钱买你书号，其它的与你们出版社丝毫没关系。行，一套教材的书号得交三万元。赢家说行，三万就三万。后来出版社看到他一开印就是十万册书，便说书号五万元。赢家还是说行，五万就五万。由于这样比较干脆的操作，赢家在那几年中迅速成为“百万富翁”，1990年时个人资产已达千万元之巨。

    后来赢家再没有干这行当了，不是钱不好赚，而是国家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一直在抓教材出版的管理。那些本来不懂市场的出版社也经过几年的摸索，渐渐自己有了行势，并且根本用不着像赢家这类书商参与，就能赚大钱。

    赢家告别了高考教材发行战场，投身到了股票市场。而那些可以出或者不能出教材的出版商们照样大赚特赚学生们的钱，并成为至今中国出版业中最富有的阶层。

    “谁有编印教材的权利，谁就是捧了金饭碗！”出版界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少年，且是经久不衰的了。

    某教育出版社原来仅是省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个教育科技编辑室，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