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后的今天，俗称“老大”的人民社早已在当年从自己体制下分出去的“小弟弟”教育社面前变得毕恭毕敬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今的人民社社长也时常要到教育社那儿“打工”——找本什么教材出出，以缓解本社出版的亏损局面。教育社呢，人员编制不多，但每一个编制的含金量，可是在省出版集团下面最高的，因为能进教育社，就意味着可以拿到比一般出版社高出三倍以上的工资和一套让其官出版社的人盼一辈子都难以得到的三室一厅房子。这个省出版集团所属的“老大”人民社与“小弟弟”教育社在过去十几年之间发生的地位变化，很典型地反映出中国考试制度与考试现象直接孕育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产业，即教育出版业的空前发展。

    据199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年度出版数字统计，全国的图书出版物中，教材及与教材相关的教育类图书，约占全国图书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年销售量达三百亿元左右。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它等于告诉我们，全国的三亿多学生，平均每人负担教材费多达百元以上。其实这仅仅是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数据，因为很多通过“第二渠道”走的教材比如专门给高考（还有中考）学生准备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参考资料”、“参考书籍”等，还根本就没有在统计之内。有一个学生家长告诉过我，他在儿子参加高考之前一年多中所买的“参考资料”的来源渠道：他是西安人，听人说北京出的《海淀考王》等“高考参考丛书”都是北大、清华附中名师编著的，于是1998年在西安召开的那届规模空前的图书展销会上，他一下就为儿子买了三十多本、计五百多元的书籍。后来听说又有两套“参考资料”不错，特意托人专门从一个书商那儿高价购得一套“样书”。其实这位家长谈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市场上和新华书店里所看到的“考试书籍”，仅为这类书籍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在非正规渠道销售。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1990年至1993年之间，国家有固炜门曾多次集中力量开展打击和围剿地下印发各类考试参考资料与图书的专项严打非法出版物活动。其中在一次南方的“严打”中，一举堵袭了一个非法书商印制的所谓《高考参考总汇》，其数量达五十余万册之多！据这位以专营“高考教材”为业的黑道“老大”交待，他在过去的五年里，曾冒用青海、甘肃等教育出版社的书号从事非法交易的图书就有三十多种、总码洋达千万元之巨。而且这位黑道“老大”的黑书销得还特别顺手，从来没“打卡”过。原因是他的印刷成本低，不要书号费，也没有交税一说，故他出手批发的图书折扣之低，使得他有足够的市场。“但根本问题还不是在这里，而是因为每年的考试市场太大，只要你糊弄个好书名，就有人会买。”这位黑道“老大”说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无须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为数相当的出版人士靠每年的“教材”与“考试参考图书”，吃得太肥了，而且肥到每年你安安稳稳坐在那儿就可以等到一批又一批人为你高高兴兴地送钱来……

    某省的一位作家出身的文艺出版社社长不无气愤地说，他辛辛苦苦带领全社编辑职工干了十几年，年年连奖金都成问题，领导说他们的工作没成绩，但这位社长说，他的出版社出书获得过全国的“图书奖”，也得过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更为广大读者出版过很多全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每年文艺社的全体员工都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抓这些精品，可到头来他手下的兵却越来越少了，现在社里的骨干只剩下十几个五六十岁的老编辑了，有能力的年轻编辑都跑到教育出版社去了。“那儿多舒服呀，不用动脑子，今年的教材就是去年的翻版，换个书皮，改个名字就是新书，而且越卖越好。有时间还可以出去搞第二职业。”那些离他而去的年轻编辑们笑呵呵地对他说。“有啥办法，这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