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办法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只好无奈地沿着楼梯一层层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在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将他们隔离之外，便是尽快帮助他们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也罢，我们在门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扯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哐当乱响一通，像是在抄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楼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吁吁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过去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到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5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就以为我们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不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