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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
到了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流调队员进入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属神秘兮兮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闭上门,于是就惊奇地问患者家属。

    “我看你们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时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那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在少数。流调队员为了抢救患者,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具后的是患者本人,两人之间的距离约二十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在后一个流调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什么的。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

    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太会被人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千万可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的艰辛。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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