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中，立下不朽功绩！”王岐山感慨道。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正是由于SARS这样具有特别传染强度的疫魔，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典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而摄入我的视野。

    我把他们比做战前的侦察兵，比做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做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做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全面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战役之初的艰难

    北京与SARS的战斗中，全市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甚至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然而战争需要一切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不管你过去是否使用过枪，面对敌人的疯狂袭击，战斗动员令就是激发捍卫全体市民生命和这个城市安全的全部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对她和她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吗？”“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你不害怕？”“有点儿。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招来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她们的急救车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日，某区CDC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SARS真相。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