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我们知道，重庆作为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它的底子薄，基础差，尤其是工业经济效益十分落后，到2000年才实现全市扭亏为盈。但在国有企业三年扭亏为盈的时期，国家批准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320亿不良资产尚未有效处置；加之1999年前的一大笔历史不良资产，因当时额度限制没有纳入资产公司处置而滞留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光重庆工商银行一家就有157个亿。2003年，市政府与工商银行谈判，提出用整体打包打折的方式回购股权和债务来处置工商银行的157亿不良资产，工商银行自然非常高兴和支持这一想法。但一涉及具体处置时，谈判就极为紧张和艰难。银行当然希望得利高一点，政府方面则希望低一点。最后还是共同的“直辖市利益”使政府和银行间达成共同意见。后报中央，得到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的批准，并给予了22.5％的平均受偿率，使重庆市政府、企业、银行三方面皆大欢喜。

    “然而，这157个亿的不良资产，涉及到1160多家企业，全市工商银行的所有机构若要与这一千多家有债务关系的企业一家一家地谈判，商议解决这一百多亿的不良资产，那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而且成本也将是巨大的，最后还会拖出许多没有处理掉的尾巴。针对这一情况，市政府反复研究探讨，最后决定组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专门处理这项工作，渝富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何智亚把“渝富”出生的过程作了介绍。

    新成立的渝富公司担子不轻，它起名的初衷含义是让重庆富裕起来，可干真活的时候却是负责处理债务。一千多家国有企业大大小小，怎么弄呢？

    “靠市场化运作方法。”何智亚答，“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原先的157个亿不良资产，按22.5％的平均受偿率也得要30个亿的钱呀！首先得弄到这30亿资金不是？政府早说了，不会从财政那里拿到这笔钱的。那只能靠市场运作，靠公司自主融资了。”

    “30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哪儿去自主融资呢？”

    “157亿不良贷款去掉50亿可以用其他政策消化的外，还有107亿，这107亿需要用20多个亿的资金从银行手里购买。当时走了两条路：一是靠低成本的信托产品融资，二是靠银行贷款。可当时信托产品融资尚不成熟，银行怕担风险，所以只有银行贷款一条路。于是通过市政府的支持协调，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取得市场化的贷款，公司所需的不良贷款回购资金20多亿元全部到位，使我们有了运作的可能。在这基础上，完全采用专业化的原则对所有需要回购的企业不良资产进行一家家的处置。第一批市级企业117户，共80亿债务，渝富公司用17亿资金从工商银行那里收回了债股权，并以基本平过的价格处置给了企业。到2004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银行和企业都非常满意。涉及的抵押土地和房屋，以及价值10亿元机器设备，大部分也由原企业购回。2005年初，548个区县级的企业债务也以这样的方式顺利地基本处置完成……”

    “听说重庆渝富的做法还得到世界银行的赞赏？”

    “是的。世界银行非常关注，并将重庆这种运作模式称为重庆‘渝富模式’。”

    这位城建专家出身、现在又开始从事投融资和经济工作的董事长要我记住重庆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特别的一点是关于重庆的房价，重庆的房价并不高，是你们北京的三分之一左右水平。可重庆建楼的成本其实比一般城市要高，它是山城，房子建在山坡上，而房价的涨幅与居民的生活收入涨幅是基本平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政府通过包括渝富在内的，具有土地一级储备职能的国有公司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控和运作。重庆的房价对老百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