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的两条主干道挖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市民们惊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担忧。欢喜的是总算盼来了马路拓宽的日子，担忧的是咋弄成东一个坑、西一段洼？啥时候能出现平平展展、光光亮亮的大马路呀？

    百姓担忧得不无道理。但干部之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统一、不协调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设如何搞，是大上快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说各的理，到底谁的正确，似乎一时分不出胜负。于是挖马路成了程浩断送在三亚工作前程的一次“命运悲怆曲”。

    1988年11月，三亚市升格后的首届领导班子大调整。市委书记李国荣和二把手程浩同时被免职，李国荣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广东。新来的人就是刘名启，这回他是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

    刘名启被任命之时，正值王震同志到三亚视察。三天后，老将军走了，刘名启走出办公室，下乡去了。市委办公室负责人急忙说：刘书记，您下乡得派个秘书，您看谁合适？刘名启一愣：秘书？我从来没有过秘书呀！办公室负责人笑了，说你过去是县委书记，现在你是市委书记兼市长，官大了，工作忙了，得有个秘书跟着。刘名启淡然一笑，说：算了，我还是老习惯，不用配秘书。

    市委书记不配秘书，成为刘名启时代的三亚的一种作风，所以其他市领导也都没有秘书。“任职时，省委领导陪着我从海口出发，摇摇晃晃走了近一天时间，一路上我感觉越走越远，怎么三亚那么偏呀？再看看当时的三亚，确实很落后，街不像街，城更不像城了，当时的三亚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广东中山、东莞的一个乡镇的水平。我任职后马上下乡，一方面我过去是当县委书记出身的，抓农业和农村工作比较在行，另一方面当时三亚的羊栏镇刚出了件事，是民族纠纷的事。我头天到了崖城，这个文化古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即与镇政府领导和市政府有关同志商议了如何保护古城的思路。但是头天又碰到一件事，我看到当地干部在一条河上筑坝。这河是灌溉河，筑坝是为了发电。发电固然是需要的，可筑坝后影响了灌溉可是件大事。听崖城的同志讲，这里是三亚主要的粮食和蔬菜基地，农民们种粮种菜如果缺了灌溉，不等于断了生路嘛！我一看觉得这筑坝有问题，就对当地的那个书记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问问你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经过专家论证没有。那个书记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们啥都准备好了，你刘书记只要来给我们剪彩就行了。我缓和地对他说，没关系，剪彩晚几天没事，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再说。第二天我把懂行的几个搞水利的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也把负责筑坝的那个书记请来了，结果大家一议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的事，技术人员们一片反对声。这件事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三亚在当时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对待农业万万不可违反科学规律。”刘名启对出任三亚领导初期的每一件事记忆犹新。

    “另一件事就是羊栏镇的治安。这里的闹事，是海南建省后第一件直捅到中央的大事，发生在我们三亚，我们自然很没有面子，必须着手狠抓。三亚地理特殊，历史上就是经常有敌特活动的地方，社会背景复杂，加上一些民族矛盾，社会治安是件大事，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三亚的发展。我调查的结果发现：主要还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村与村之间出现纠纷，最后把事态扩大化，造成恶劣影响，归根到底，查其事发的原因时，发现都是因为一些经济利益，老百姓被个别坏人挑拨，所以出现了聚众滋事。这也是三亚历史上的老问题。由此我更感到肩上的责任。同时，还发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这里的警力不足。几万人的一个辖区，只有5名警察，其中3人还住在城里，加上平时有个把人生病什么的，真正值班的经常只有一个警察，这对社会治安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