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显然是个问题。我调研后，即向公安局负责人提出，是否应该增加警力，包括对重点地区的派出所提升级别，扩大编制？我的意见及时得到了公安部门的认可，很快这里的派出所扩大了编制，达到了15个警力。同时对警察加强了责任制，又通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结果我在三亚任职的5年间，羊栏镇就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治安问题。”

    不知是因为时间久远了还是刘名启同志有意不想提1998年9月，在他亲自布置和带领下曾经在羊栏镇地区开展的一场大快人心的“扫黑”活动。然而我在“三亚历史大事记”里仍看到了这样一项记录：“1998年9月25日，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组织公安干警和党政干部394人，到羊栏镇地区开展打击贩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的行动，缴获各种枪支508支、子弹633发、组装火炮3门、军用手榴弹19枚。”

    这是1998年啊，一个小小的三亚羊栏小镇，竟然一下子缴获这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武器，可想而知三亚除黑之前的复杂形势与社会治安。

    三亚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除了一些历史原因外，还增添了许多新的矛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是治安，除了本地的一些历史原因外，海南省刚成立，凡当时去过海南的人都见过那股“海南淘金风”，着实吓人。那时仿佛谁只要到海南，就能发大财，结果数十万人一下子拥到了海口和三亚等城市，尤其是海口。想发大财、想干大事的人哪里知道，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确实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个孤岛，不像深圳那样在初期就有那么多外商外资企业和各种资本涌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财可发。海南当时还是个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些辞职和离家远赴海南的淘金者，来到海南后不久就发现：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钱外，再也难找赚钱的机会，甚至连起码的工作都难找到，碍于面子，他们既不愿从琼州海峡上往回走，又不想丢弃海南可能的发财机会，于是只得就地“战斗”。一时间，大学生变成了乞丐、博士变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沦落成卖身卖情的烟花女，充斥海南各个角落。三亚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这样的风潮自然而然波及并猖獗泛滥，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不少。于是社会治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事情一多，加上有几个记者特地跑到三亚经过明察暗访后那么一报道，好家伙，三亚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卖身的大营地。如此名声，传到中南海，领导们一层层指示下来，海南和三亚的领导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刘名启同班子成员不得不腾出精力整治社会治安，将那些有碍三亚形象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进行清理、扫除。

    其实，三亚改观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亚建设好！

    1989年的中国，经历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历史性的风波。新生的三亚市在这场历史性的大风波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在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叶斌、王明刚、刘明哲、曾广河、符桂花、刘承宝等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同志的带领下，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围绕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使百业待兴的三亚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地前进。

    当年的8月和9月，三亚相继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党员和人民宣布了近期与远期的三亚发展蓝图。全市上下的干劲被鼓得足足的。

    上苍仿佛有意要考验新三亚。党代会和人代会刚刚闭幕，一场持续登陆24小时的台风和暴风雨袭击了三亚，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羊栏等地的灾情异常严重。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