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领导带领干部冲锋在前，与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事后，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刘名启等市领导带头在水中参与抢险救灾战斗的影像资料片后，深为感动，说三亚的干部和群众是经得起考验的，新三亚建设大有希望。

    是的，三亚的希望在于有一群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开拓进取和下决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只有把三亚建设得更加美丽，才能对得起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三亚的期待。

    作为那个时期三亚领航人的刘名启，他比谁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压力和责任。“江泽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两次到三亚视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泽民同志都单独接见我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对三亚每次都有重要和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好好保护这块地方，要把三亚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游客喜爱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江泽民同志自己对三亚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感到压力是自然的事，因为党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担子交给了我和三亚的同志。我们只有把它建设好的理由，而无别的其他选择。”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对当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嘱托，记忆犹新。

    建设好三亚，是几代中国领袖的情结，三亚人没有理由在这种崇高的责任面前不思进取、不思作为、不思创新与辉煌！

    条件落后，基础差，是三亚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

    衣食住行是基础之基础，现代化的三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些日子里，外界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三亚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三亚人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刘名启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利用学习期间，几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领导，请求他们支持我们搞水库。三亚过去有些水库，但坝基太低，设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亚建市后，城市用水和农村灌溉发生矛盾。我们又穷，没钱修整旧水库，更没能力兴修新水库，只能求助于国家。水利部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三亚的具体情况，省里也很关心，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就筹集了上亿资金，不仅在东边搞了个赤田水库，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库，既满足了城市供水，又解决了农业灌溉。”刘名启和陈人忠都记得这两个水库对当时稳定三亚人心和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刘名启同志还没来之前，我们搞了个‘420’工程，就是对420米的三亚市内的主干道进行改造，后来又按照新规划搞了个‘1350’工程，即改建扩建从潮见桥至大东海的路面。同时又将作为东线高速公路独段的路面加宽至40米。1990年，又进行了西河西路建设工程。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对当时三亚改变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亚百姓对树立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信心不断增强。”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很为自己当年的“招数”骄傲：“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作出一个决定：将市政府原先管辖的几个招待所和酒店卖出去！按照市场运作办法将它们卖掉了！结果我们收回了几千万元钱。现在大东海你们看到的‘南中国大酒店’，原来就是我们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小酒店，卖给香港人后，人家投资进行了翻建，变成了三亚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央领导后来就开始住‘南中国’了，不住鹿回头招待所了。这样的买卖，虽然也是逼出来的，可在当时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了。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