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的报告。钟文所说的“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根本”是指三亚是个驻军多、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要搞好团结这个根本，才能发展好地方经济。“两手”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刘名启在任的五年，实现了三亚经济指标较升格地级市时翻一番。钟文在党代会所作的报告中确定了自己这一届的经济目标是：到1997年，三亚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22.75亿元，年平均增长23.3％；国民收入20.5亿元，平均增长26.8％；工农业总产值20.2亿元，年平均增长20.8％；财政收入1.73亿元，年平均增长11.2％。除了财政，各项指标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这显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指标。

    高速发展的指标，就该有相应的高速发展的措施。

    钟文担任三亚市市委书记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跟上全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大潮？海南大发展，三亚理当紧紧跟上。就改革开放的形势而言，三亚和海南都是后起的发展地区，当深圳特区风起云涌、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模式时，三亚和海南尚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胚胎阶段。十年二十年的晚起步，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势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而严重的问题。时间就是生命，晚起步了一二十年的三亚，必须迎头赶上。从现在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当年钟文他们一届领导人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在三亚寻找能够迅速提升三亚经济效益的工业增长点，就会明白他们的苦衷了！

    旅游的增长和一个城市旅游的支柱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可要让旅游经济产值承担起一个城市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对一个刚刚起步的三亚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亚要起飞，就必须有一个起飞的地方。机场便是三亚人首先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没有机场的三亚将是一个死岛，一个不能面世的埋在地下的玉石。

    三亚人选择了凤凰机场。

    “凤凰”的名字很好听，但凤凰涅槃时是痛苦的。机场建设需要一块巨大的土地。要土地、要建设，就得让一部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搬迁和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那些日子里，钟文书记和王市长他们磨破了嘴皮子，带领下面的工作人员去老百姓家一户一户做工作，没日没夜的……”一位当年参与机场建设土地搬迁工作组的同志这样对我说。

    建机场是钟文从刘名启手上接过来的一副重担。然而，1993年6月，中央宏观调控的文件将许多地方的超常建设风潮狠狠地吹了12级飓风——大特区建设中的海南首当其冲。“三亚是个小地方，1992、1993年初形成的房地产热，这时一下出现严重泡沫，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内地资金猛地抽走5个多亿。资金出现倒流的现象，即原来三亚的资金都是从内地流到我们这儿的，现在突然从我们这儿回流到内地。三亚这么小的地方，几个亿资金一抽走，等于整个身体被抽干了血，还能干啥？”有干部这样告诉我当时三亚所处的危情。

    几乎一夜之间，三亚所有的建设大项目都被停顿下来。可是机场建设不能停，而且必须尽快完成。

    1994年钟文主持完成新一届党代会组织工作后，紧接着接待了来检查亚龙湾建设项目的美国北美洲国际海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澳门的马万祺先生，还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克，及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同时还接受了法兰西委员会授予大东海湾旅游中心的“国际旅游金杯奖”荣誉。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组织和人士对三亚旅游的期待……内部遭遇资金紧缩和政策性调整、外部面临催促压力，这就是三亚当时所处的境况。

    钟文和市长王永春等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天都处在高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