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考察过。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似的，很美，也很壮观。”市长说。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么壮观，而是一场抹不去的灾难！”梁言顺动情地给这位市长讲起“雾都劫难”的故事伦敦每当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1952年12月4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天呀 我的城市本来就是个‘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 ”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的发展，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

    市长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说：“梁兄，你可不知。我们是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较着劲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坚信自己的观点。

    市长拍拍梁言顺的肩膀：“好吧，理论问题就留给你们这些笔杆子吧！”

    梁言顺的内心一阵痛楚：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难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代价？要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干什么都要代价嘛？有人这样说，似乎还很有道理。

    但这样的认识是浅层的。经济科学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使经济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其实是错误的理论支配着、引领着。

    梁言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后来的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主张的“多因素决定论”，到法国重农学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及后来的凯恩斯、哈罗德、多马等人的“资本决定论”，到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到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的“技术进步决定论”，到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后来的舒尔茨、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

    这些理论影响着19世纪的大半时间并几乎占据了整个20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这些理论同样影响着理论界尤其是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工作。

    “事实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等等。”梁言顺说。

    任何理论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梁言顺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