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造成经济增长与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梁言顺在证实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时，也在证实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

    “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权威人士反驳梁言顺。

    梁言顺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击：“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国民财富的浪费与减少。人类追求的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极其有害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其实，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

    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够可以的吧，但美国无法摆脱目前世界上“环境污染大户”这顶黑帽子。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仅占全球5%的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了全世界的24%很多人会记得一份名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在这个文件上，别的国家都签了字，唯独美国不干。为什么？因为它做不到。

    日本的教训不在其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厂“千素公司”，因为把甲汞释放到了水俣湾中，致使2248人被证明患上了“水俣病”，其中1004人已经死亡。这个厂排放的甲汞如果不加控制，厂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损失费高达9700万美元，等于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近三成的钱来作赔偿，而这仍然不能扑灭周围居民想“砸烂工厂”的愤怒之火。

    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量确凿的数据和事实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都已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到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物质文明正在颠覆已有规则，但想拉住人类发展的列车往后退，那是不可能的。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永不停歇地奔驰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其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最节约的能量。

    “苏老师，我的理论分析部分出来了 ”一天早上，梁言顺兴冲冲地抱着一叠稿子来到苏星教授办公室。

    在数万字的草稿里，有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流派及其片面性的分析，有对低代价增长模型建立过程的论述。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是这个初稿的一大特点。请看下面的推导———

    Y（t）=AK（t）αLβ（t）P（-1）-γ（t）eλt　（1）

    式中，A仍为常数，λ为余值。将（1）式两边取对数，得：

    （dY/dt）/Y=α（dK/d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Y即是经济增长率GY；（dK/dt）/K是资本投入增长率GK；（dL/dt）/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GL；（dP（-1）/dt）/P（-1）是代价增长率GP。

    于是，得

    GY=αGK+βGL-γGP+λ（2）

    这就是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建立这个模型需要相当厚实的数学基础。这正是梁言顺的特长所在。

    1979年，年仅16岁的他，以全省突出的考分进了山东理工大学。据说那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