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是不是巧合。两年前的“五一”我在写一个名叫梁雨顺的共产党纪委干部。他的事迹让我感到非写不可，因为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一直渴望在寻找的一名真正能够为百姓办事的共产党人形象。于是一部报告文学就诞生了，这部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厚爱，梁雨润因此也成了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去年他被央视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之一。中纪委不久向全党发出通知向他学习。今年“五一”，我又遇见了一位姓梁的写作对象。他叫梁言顺，一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青年学者。他又使我不得不放下“五一”与家人早先安排好的长假而埋头在采访和写作之中。

    “五一”长假又一次成了我真正的“劳动节”——一天都没有能休息。对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这种“长假”概念。不是吗，去年的“五一”，北京正处在“非典”的紧急时刻，而我也在忙碌着前线的采访……。

    但两个姓梁的写作对象让我感到一种文学创作的兴奋和激动。我又不能不动笔去为一个我并不熟悉或者说完全陌生的领域走一趟了。结果往往是满意的。

    《永远的红树林》又是一个满意的结果。虽然我感到很疲惫——又要采访，又要创作，时间又那么短。但我已习惯，报告文学作家没有休息，没有悠闲，更不会有像小说家那样的自由与自闲。我们的感情随别人的喜怒而喜怒，随时代的跳跃而跳跃，随生活的沉浮而沉浮……我们属于这个现实，属于这个社会，属于这个需要我们去纪录的活脱脱的世界……。

    二

    梁言顺是个文静的学者，不张扬，他的工作是整天为别人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尽管他的理论研究早已在几年前就被国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所关注和重视，但国内的人几乎对他仍然是一无所知。这与他本人的个性有关，更与我们过去几年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我们多少年中都在努力地争取GDP的高速发展，这本身并没有错——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确定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靠什么发展，用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以怎样的代价发展则是许多人并不特别研究的事，或者种种原因人们并不想多去深想——都说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允许各式各样的发展模式，但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面临的发展必须以本国的国情出发，尤其是今天的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代价发展经济，关联的不仅仅是你一个国家的事、更不是一个地区的事。今天的发展常常关联着全局，关联着整个国家，甚至世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如此证明了这个。因而梁言顺作为一名清醒的学者，他的理论当我了解之后，我觉得他的意义太重要了：发展要讲究代价，要计算代价，不讲究代价也就是不讲究成本，没有成本的发展是真正的发展吗？绝对不是。更何况，人类已经日益严重地共同面临着资源、人口和环境的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能不能长久地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上，这已非一国、一人的小事了！它是人类由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什么反恐怖、什么霸权主义，什么东西方对峙，说到底，争取自各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和可利用最低代价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富有目的，是今天整个人类都在求取的一个梦想。西方世界是这样，东方世界同样是这样。

    梁言顺的研究成果和他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让我感到意义非凡，它比当年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更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全球几十亿人、中国十三亿人，我们在梦想吃得好一点，过得好点，明天还能够更好一点，这发展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最关心的事嘛！但现实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和不安：环境污染——河水不能吃、天空不明朗、森林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