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所以这个小厂由他父亲挑头当厂长，儿子算是“走后门”进去的。“大约是1974年办的厂子，起初只有六七个人，名为木器加工厂，也就是因为公社建了一个新礼堂，我们厂子把这批活接了下来，之后就开始接周边几个大队的社员们的一些零星活。有一年一家有钱的人说他的儿子在上海城里工作，要结婚了，问我们能不能做一对红木椅子。我父亲以前做过，就答应了。红木材料是那个人从上海外贸公司下面的单位搞到的，于是我父亲带着我们几个人用了一些时间把这对结婚用的红木椅子做成了。那个时候结婚一般讲究‘三大件’——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这户人家结婚比别人多了一对红木椅子，一下子在同事中引起反响。于是这个上海人就不断来找我们，说是他的朋友们都要做红木椅子。就这样，我们越做越多。开始是偷偷地做，因为‘文革’时红木家具曾经被当做‘四旧’，是造反派见了要砸烂的古董。后来改革开放了，也没人管这些，所以我们就公开专做红木家具了。时间一长名气也有了，上海市场最初出现的红木家具，基本上都是我们东张人做的。我们最红火的时候，连美国总统卡特都请我们去为他家定做红木家具……”

    老同学是不是在吹牛？

    “绝对是真的！”他拿出卡特总统坐在亚特兰大家中的一组红木沙发上的照片向我证实。“卡特总统的这套红木家具就是我们厂为他专做的。他对中国红木家具的钟爱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次他的一把红木沙发椅不小心碰掉了一只角，总统十分惋惜，有美国名匠知道此事后上门想讨好卡特，但总统执意要请中国的红木匠师去帮他修复。后来我们的东张师傅陈运来真的不远万里专程去了美国，帮助卡特总统把那把沙发椅修复好了。美国后来的几任总统，如老布什、克林顿，都挑选过我们做的红木家具。”

    东张离我老家不远，上海人买红木家具的车辆至今仍常从我家的老宅房前经过。

    十多年前我回老家时，这个镇的江镇长曾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他的镇由当年社办企业的“一根木”（红木），发展成了“一件衣”，再由“一件衣”发展到“一根针”，后来又由“一根针”发展到“一棵菜”，使得长江边这个东张镇集体经济越来越红火，全镇人民在90年代初就实现了“小康”。

    “所谓的一根木，就是靠办红木厂，引发了全镇多达几十家小厂汇成了红木产业群；由于红木生意，使得东张与大上海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买红木家具的上海人到东张一看，这里的条件好，农村里手巧能干的姑娘们多，于是就来办服装厂。上海人对市场的感觉好，做什么一般很少失败，所以没几年我们全镇的服装业又起来了。服装业一多，就得有纺织业跟上，于是‘一件衣’又带动了‘一根针’……社队副业上去了，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了，农业生产上的机械化、科技改进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也有钱上规模项目了。这样通过办乡镇企业所获得的集体经济反过来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我们还瞄准上海这个大市场，在农村普及了特色蔬菜的种植，这就是一棵菜。这样一来，每家每户基本上既有人在厂子里工作，又有人在家种特色蔬菜，农工两方面都有丰厚的收入，使得全镇人民的日子节节高。”江镇长现在已在常熟市开发区工作，回忆起那段乡镇企业创业史，他依然心潮澎湃。

    “现在你看到的我们东张镇一些公共设施和通向各村的水泥马路及农民们的两层小楼，多数是在乡镇企业大发展时建造的。”江镇长这话也许是对曾经辉煌的苏州乡镇企业所带给苏州社会和农民们最直接和最实惠的种种变化的形象概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次亲赴苏州对乡镇企业进行调研，“半壁江山”的概念也是从他嘴里传播出去的。费老这样评价过苏州的乡镇企业：这里的社社队队，因地制宜地办